双城记 广州—哥德堡

　　摄影 倪黎祥

　　船长日记

　　二百多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多亏了“腓特烈国王号”有一位喜欢记日记的船长柯林·坎贝尔，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有机会知道当年瑞典人如何在广州做生意的细节。作为亚洲市场上的新面孔，打开这最初的局面，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在离开哥德堡之后，瑞典的船只一般先前往西班牙港口加的斯，为的是获取从美洲贩运而来的白银——这是在中国备受欢迎的货物——不过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差事，因为很多国家的商船都聚集于此，谁尽快购入白银，谁就可以尽快启程前往亚洲。在帆船时代，“时间就是金钱”是同样适用的准则。“腓特烈国王号”于1732年3月28日在加的斯港下锚，4月17日就启程离开，已经属于动作相当迅速的一艘商船了。

　　离开加的斯之后，“腓特烈国王”号前往加那利群岛，然后就航行在茫茫的大西洋上了。9月6日，“腓特烈国王号”驶往伶仃岛，目的地广州此时已是近在咫尺。两天后，坎贝尔终于可以踏上广州的土地了。不过，在船只靠近珠江口的时候，他命令船员悬挂起英国国旗，因为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更熟悉的旗帜。而在广州的人们，此时只是知道有一艘欧洲船就要进入港口，可是对于船上究竟是些什么人，却是一无所知，到广州做客的第一艘瑞典商船，它的出场就是如此的神秘而富有戏剧性。

　　将船上的人员安置好之后，坎贝尔开始履行他作为“大班”的职责了。那就是要与中国的“行商”签订买卖合同，而在广州本地寻找合作的行商成为第一要务。坎贝尔深知为日后长久的贸易打下良好基础的必要性，在他的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终是向超过10个行商订购了货物，这显然是为日后选择较稳定可靠的贸易伙伴做准备。“腓特烈国王号”最终在广州逗留了超过4个月的时间，采购的货品包括151箱和1801捆瓷器、共计499061件；红、绿茶共2183箱，另有100件半箱装、6件小箱装、23件篮装、46件筒装以及422件罐装或者盒装茶叶，丝织品23355件，棉织品633件。此外，还有青漆家具、白铜、珍珠母、人参、墙纸、朱砂、桌布、纽扣、藤索等杂货。

　　1733年1月16日，“腓特烈国王号”从广州返航。据坎贝尔说，他的船只是这个贸易季度里第一艘返航的欧洲船只。他本来指望“腓特烈国王号”能早日返回欧洲，占有销售中国货物的先机。可是没有想到，荷兰人在巽他海峡扣留了“腓特烈国王号”，船只被迫在巴达维亚滞留了40天之久。这一年的9月7日，它终于完成了首次往返于瑞典与中国之间的航行，回到了哥德堡。

　　潘启：瑞典商人眼中的NO.1

　　说到中瑞贸易，有个中国人的名字不得不提，他就是当年广州四大豪商巨富之一的潘振承。他于乾隆年间在广州开办“同文行”，是当年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潘振承，又名启，外国人都喜欢尊敬地称呼他为“潘启官”。“可以想象，当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是非常之友好的，因为直到今天，瑞典的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启的玻璃画像——是当年潘启自己送给该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作为礼物的——这也是双方交流感情的一种方式吧！”

　　潘刚儿是潘振承的第八代后人，他对祖先那段海上贸易历史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喜欢用“世界大商人”来形容潘启留给他的感受。

　　“当年，潘启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除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长期合作外，与其他欧美商人都有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那个初开国门的年代，不知道需要具有怎样开阔的眼光和博大的气魄，才有勇气将如此广大的“天下”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呢？潘刚儿告诉记者，资料表明，潘启有在瑞典投资公司的记录。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 Mazumdar）博士在自己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潘启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启的商贸记录。还有著述认为潘启曾到过瑞典。“潘启是否真的到过瑞典，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潘启名下的同文行同瑞典的商贸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虽然总的来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总量最大，是潘启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可是对于瑞典商人来说，潘启却是当之无愧的 ‘NO.1’，是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信任的行商。”

　　为什么祖辈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个中原因，潘刚儿有自己的思考。他说，从表面上看，潘启之所以能够成为广东洋商首富，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并从进出口贸易差价赚取和积累高额商业利润。但是从更深刻的层次来探讨，我们会发现，是潘启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潘刚儿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为了维护同文行的经营信用，哪怕是已经运到欧洲的茶叶，如果发现质量不合格，甚至是在运输过程中出现腐烂，潘启都会无一例外地进行退赔。“如此的胆识，在当时的广州乃至世界上都极为罕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启就如数进行赔偿。潘启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表面上，商品的退赔使他在经济上蒙受损失，却保住了商号的信誉，自己成了赢家，也带动其他行商效法。除了退赔，潘启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因为重承诺、诚实经商，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 “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在信用可靠的前提下，外商常是乐意给予潘启订购商品的预付款。1772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管委会给潘启的生丝预付款银12.5万两；1774年底，生丝预付款银24万两；1780年，又预付给潘启白银60.15万两。同文行欠外国商人款也仅是贸易过程的来往结算账，而不是拖欠的坏账，同文行有充足资金运转。在潘启经商期间，由于“商欠”而致破产的有黎光华、倪宏文、颜时瑛、张天球、蔡昭复等五家洋商。据《粤海关志》记载，倪宏文、颜时瑛、张天球等由于无法偿还外债而送伊犁当差，而同文行商贸却可以在逆流中蒸蒸日上。

　　除了重视一个“信”字，潘启在经商过程中还十分注意运用市场游戏规则。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重视连接国际商业关系网络，经过优选，从长远眼光选择执掌18世纪贸易霸权牛耳、航运比较发达的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这两国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同文行与英国和瑞典商人保持持续长久和稳定贸易的关系。例如，在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当年，在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瑞茶叶贸易数量分别占一、二位。由此确立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而在价格方面，同文行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采取优质优价、按存货定价、平衡价格、讨价还价、薄利多销等原则精明定价，在定价方面占有主动，兼且该行销售的茶叶质优、货足，因而卖得好价钱。乾隆三十年（18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记载：

　　“启官今年和我们进行茶叶的交易非常的少；他甚至不肯将优质的四级贡熙茶售给公司；这是我们从1762年以每担60两或55两向他购买的，他的理由是，他把它售给各船的船长，每担可得银65两或60两。”

　　另一例子也可见到潘启等洋商办事果断、灵活。乾隆四十至四十一年（1775～177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有以下记录：

　　“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又是亲密的朋友。”潘刚儿说，他觉得，潘启具有锐利的目光，缜密的思维，大胆的决策和灵活的应变能力，善于吸纳西方商业文化，为他对传统的商业思维方法带来了一些变革思想。表现为重视实际，开放意识强，勇于探索。‘勤奋、严谨、务实、开放、包容、进取’，这12个字，应该就是潘启之所以为潘启，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了。”

　　也正因此，东印度公司职员会在潘启逝世后，给他下了如此的评语：

　　“他确实是一位有大才干的人，非常善于处事，但当他自己的利益或安全受到动摇而陷于困难时，他终究有能力将其消除。”

　　第二个黄金时代

　　总领事的故事

　　司马武是瑞典驻广州总领事。他很热爱中国，否则他不会给自己起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而且还娶了一位美丽的中国妻子。提到正在路上：一天比一天更接近广州的“哥德堡号”，他高兴地对记者说，他相信，这是一个象征，中瑞两国的商贸往来即将进入第二个黄金时代。

　　而那第一个黄金时代，司马武指的就是那海上丝绸之路闪闪发光的18世纪。“那实在是给瑞典的商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东方精美的瓷器、神奇的茶叶，从广州登上古老的帆船，一路乘风破浪，最终抵达彼岸的欧洲大陆，而瑞典商人再将这些来自东方的精美器具、食品销售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

　　在这些商品当中，茶叶是最受欢迎的。这种“神奇的叶子”是当时欧洲最为时尚的饮料。因此这也成为瑞典东印度公司从广州出口的最主要的商品。茶叶行销欧洲，不仅让东印度公司大发其财，而且还在社会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一开始对这种饮料的质疑，到每天午后就自家烘烤的糕点，品茗下午茶，欧洲人不仅是接受、甚至是有点儿狂热地爱上了这种滋味独特的饮料。

　　还有瓷器。司马武告诉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瓷器在瑞典与广州的贸易中备受欢迎，与茶叶在欧洲的地位息息相关。品茶，茶具自然不可缺少，而且在18世纪，欧洲兴起了一股推崇中国文化的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物品在欧洲各国都十分受欢迎。陈设在厅堂内的花瓶、瓷碟、用餐时的餐具、品茶时的茶具……这些都以来自中国的瓷器为上品，瑞典人非常乐于采购这些具有中国风情的物品。

　　随着瓷器的传入，中国人用餐时的礼仪也逐渐被瑞典人所接受，并且一度在上流社会风行。“在18世纪，瑞典人就已经对广州、对中国文化有了超出一般的兴趣，二百多年过去了，这种兴趣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浓烈了。”司马武笑着说。

　　梦想成真的航行

　　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充满想象力而又热爱航海的瑞典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重建一艘一百多年前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古船，重走一遍当年那条充满崎岖和激情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船的名字，还叫“哥德堡号”。

　　司马武还记得，他最早一次航海在28岁左右，而他们的船长就是他哥哥，这个哥哥的本事可不小，因为他连游艇都是自己建的。“航海应该可以算是瑞典人的传统吧！我们的国王今年已经60岁，他曾在海军服役，是一位海军上将，当然，他特别地喜欢航海。从哥德堡号的重建至航行，他一直支持并且融入这个项目中，他一直盼着船到中国的这一天。而事实上，在7月18日那一天，他将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

　　“我相信，“哥德堡号”的重新造访，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瑞贸易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今年上半年的广交会，瑞典共有30家企业参加，是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而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选择在瑞典设立自己的研发中心，而目前珠三角地区的瑞典企业已经有70多家了。两百多年前，中瑞两国在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共同缔造了一个商贸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它是如此美好的一段记忆，不涉及经济侵略、不涉及鸦片贸易，这是因为我们双方始终以平等、而且是互相尊重的态度对待彼此。只要我们坚持这样的立场，第二个更加辉煌的‘黄金时代’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绝对相信，我们在今后还会开展更多的商贸交流、文化交流。”

　　7月18日就要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