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西瓜”事件，“叫魂”式解读

　　近年来，安徽阜阳出镜率挺高的，出过“大头娃娃”，“齐二药事件”之后的特大制贩假药案也发生在这里，现在又来了“艾滋西瓜”——“安徽阜阳就西瓜被注入艾滋病血液传言公开辟谣”（《安徽市场报》）。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都会明白不是个问题。如果艾滋病病毒能以西瓜为载体，那医学科学无疑要跃进一大步了。然而即使是一个老套的谣言，其杀伤力照样惊人。

　　我很想说“谣言止于智者”，然而，当公众知道原来阜阳这个地方出过假药、假奶粉，即使想像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科学地生活，但是触碰到坚硬的现实，不免犹豫——不相信，但不敢不信，一个夏天不吃西瓜也不会死，还是不吃保险。而因此，瓜农一年的辛苦却可能白费了，倒霉的不只是“半截楼”，可能安徽的甚至到处的瓜农都要在热销季节坐冷板凳了。

　　当地政府危机公关的态度是负责的，反应是快捷的，但是不得不说，辟谣的说服力是不强的：“据阜阳市卫生局副局长严伟介绍……（艾滋病毒）经消化道传播纯属无稽之谈，毫无科学道理”，貌似专业人士的见解由于太绝对化而很容易被人抓住语病——如果消化道有溃疡或者伤口，那么ＨＩＶ乘虚而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艾滋病检测非常复杂，有三到六个月的所谓“窗口期”，只有过了这个时间段才可以确诊，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所以“据阜阳市公安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经侦查人员到临泉县范集镇实地调查发现，该镇无一例艾滋病人”，自然无法令人信服。至于“阜阳新闻部门也从未刊播过西瓜被注入艾滋病毒的新闻报道”的说辞，其拙劣程度和适得其反的效果一目了然。从另一个角度检视，连这样的传闻都能造成恐慌，而迫使政府公开辟谣，正说明当地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工作做得实在太差了。窃以为，瓜农天天送西瓜给政府官员吃，或者政府官员带头到市场吃西瓜，这样可能反而容易解除百姓的疑虑。

　　笔者进行这一番技术探讨，当然不是为了跟当地政府抬杠。当地恶名频传其实与所谓地域歧视无关，“臭虫”到处都有，就看环境怎样。环境好“臭虫”少，环境差“臭虫”自然就多。毫无疑问，当地需要净化环境——政府能力、人文素质都有待提高。这个谣言，让我不由自主的想起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孔飞力教授写的《叫魂》一书。该书疏理和解析的是发生在1768年的一个历史事件，这个事件被称为“妖术大恐慌”。事情的起因，是浙江德清县慧相寺里几个贫穷潦倒的和尚，因妒忌附近一座观音殿的香火茂盛，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把别人的灵魂偷走），这样一个谣言就成立并传播开来。其中自然有愚昧无知的助力，但更关键的是整个官僚体系的应对乏力——其政治运行方式是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的。

　　“艾滋西瓜”事件，和几百年前的所谓妖术大恐慌相差无几。最大可能是“半截楼”西瓜销售较好，一些人害红眼病故意造谣中伤。正是因为整体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才成为各种谣言滋生的乐土。然而细究之下，较之18世纪的“叫魂”，“艾滋西瓜”事件多了一个令人深思的因素：真正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权威部门所谓的权威解释竟然无人敢相信。

　　又见祥林嫂似的哀怨

　　自从去年在“佘祥林事件”中，听“祥林嫂”张在玉说，“我真傻，真的，当初我不离家出走，就不会让我们家佘祥林白白蹲11年的大狱，如今我不回湖北省京山县的老家，就不会给政法界添这么多的麻烦。”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哪位新闻主角摆出一副祥林嫂似的哀怨架势了，不过最近又让我们见识了一回了：“同济大学被辞院长杨杰不服开除决定，书面声明称所列问题只是失误，拟状告学校”（《新京报》6月23日），潜台词很明显：“我真傻，真的……当初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个助理在帮我搜集申报材料时会出这么多失误呢？！”

　　其实稍微对中国学术圈子的规则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杨先生的“失误论”实在是太蹩脚了：作为一个学者，对自己的科研成果，当然是了然于心的，特别是发表在《自然》、《科学》这样有国际权威的刊物上的文章，是申报材料上的“砝码”，怎么会搞错从几个月前回应记者“您从2004年任院长，任期至少三年，为什么会被突然免职？”的提问时，称“不好说，可能是得罪人了，总的说是难言之隐”（《东方早报》4月26日），到如今“表示掌握校方资金‘使用不规范’的证据”。窃以为，如果说因履历涉假事件院长之职被免还能忍气吞声，那么被公开免职除名，已经成为杨杰不再容忍不发的最后一根稻草。

　　学校在引进人才时不严格把关，急于借所谓的海龟名头为自己贴金，出了事倚仗强势地位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也难怪杨杰如此愤恨。不再想听到杨杰说“我真傻，真的……”了，而希望这句话是从当初力主提拔杨先生的领导口中说出来的：“我真傻，真的，我凭什么就认定杨杰是如假包换的纯种高级海龟呢？”而假如真的这个诉讼程序启动，不管杨杰是否冤枉，是否能像某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广告语“难言之隐，一告了之。”相信都将促进学校的依法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