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供养大学生之累(图)

　　老农民向党宪宗讲述供养大学生的艰难。

　　■文／图记者金石

　　最近，合阳县63岁的党宪宗，通过16年的观察和对110户农家的走访，写了一份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供养大学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放下生意搞社会调查

　　黄河西岸的合阳，地处渭北旱原，以农业为主，系“国家级贫困县”。尽管经济落后，该县的群众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高考升学率在渭南名列前茅，去年渭南市的理科高考状元，就由合阳县两名学生以699分的高分夺得。该县40多万人，每年约有3000人升入高校上学，其中80％是农家子弟。这些农家子弟背后的家庭，是怎样一种情况？

　　已经63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放下生意，投资5万元，搞了一份调查报告。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搞这份调查，是因为自出生到现在，除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多，其余时间均在合阳，一直和基层的农民打交道，对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他当过农民，任过中学教师，做过故事讲说员，写过诗歌，创办了合阳县“关雎诗社”，从1985年开始从事餐饮业。1990年，高考生住进他开的旅馆，由此引起他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问题的关注。从此，每年高考时，他都到考场外与在那里等待的家长聊天。1997年，阅读了反映在校贫困大学生的文章《落泪成金》后，产生良多思考。党宪宗认为，最苦的还不是学子，而是学子身后在家里供养他们的父母。他想为这些父母呐喊，让世人了解他们。可是由于一系列事务让他无法脱身。2003年高考时，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了一名送儿子高考的老同学。老同学视力衰退，几近失明，一头白发，满脸皱纹，为供养3名大学生经历诸多艰难。党宪宗为之落泪，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为这些父母呐喊的计划不能再拖延了。这年7月，党宪宗放下自己的生意，带着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走访。他动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寻找那些供养大学生的家庭。

　　当时，党宪宗已60岁，身患糖尿病17年，又正是盛夏，老伴对他的行为极力反对。但党宪宗不为所动。有一次为见到一位老人，他等到天黑，回到县城已经11点了，第二天腰酸腿疼，身体发烧，但事先已和别人约好，他还是硬挺着下村访问。

　　让父母惧怕的高额学费

　　走访时，大学生父母们给党宗宪说的最多的是让他们惧怕的高额学费。

　　近5年，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1287元，最高1580元，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而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1.2万元，4年近5万元，相当一个3口之农家10年的纯收入。也就是说，一个3口之家的农户不吃不喝不穿不用奋斗10年，才能支撑一个孩子读4年大学。

　　党宪宗走进黄河边的合阳县坊镇东雷村范某家时，见到满院子的鸡、羊、牛。范某抹着眼泪说，从1995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连续又有3个儿女上了大学，每个娃一年学费和生活费都要1万多元，至今为孩子上大学，共花去约15万元。然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一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现金收入，买了化肥、种子等后，只剩下3000元。为了多挣钱，他们想尽了办法，除了养鸡、羊、牛，范某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常被蝎子蜇不说，一次还滚到崖下，摔伤了腿。地边种了点芝麻，只值3元钱，但她也舍不得吃。到黄河滩挖药材，一天仅能挣2元钱，范某也去。在被迫无奈之下，曾贷过1万元高息贷款，光利息4年就8000元。

　　城关镇小郭村党某也曾贷过3万元高息贷款，那是“黑贷”，通过私人，从煤矿工人处贷的，年利率20％。当时她根本不考虑利息多少，只要能把孩子先送走，啥都不顾。就是“黑贷”，现在也贷不上了，因为有收不回去的现象。党某的3个儿女都考上大学，至今共花去12万元，最多时欠外债六七万元，现在还欠四五万元。为了节省几块钱饭钱，孩子们上中学时，党某送了7年的饭，特别是孩子们上高中，她每天中午提着面条、馍、菜，走1个小时的路到县城，来回就是2个小时。2000年11月一天刮大风，吹得她直往后退，回来她就感冒了。2002年冬天，孩子上学差四五千元，党某踏着冰雪，翻沟去亲戚家借钱，路上滑了几跤。当到了亲戚家，她禁不住抽噎起来。她的姨父见状，将养猪场刚给他发的1000元工资给了她。

　　好好的家被拖垮了

　　党宪宗告诉记者，为了供养大学生，许多农户家庭被拖垮。

　　坊镇东雷村1组，有63户，其中20多户供过大学生，这20多户，是小组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1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因此，这个小组整体显得房屋破旧。

　　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可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群众房子似乎还在20年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永禄告诉党宪宗，他们村只有500多人，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出了100多名大学生。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无法奖励。这个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先进村，自从恢复高考后，村民把挣的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大学，所以与外村相比，新建房屋不多。

　　党宪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个大学生不用按5万元算，就按4万元这100多名大学生就使小郭村村民支出了约500万元。目前，农户盖院5间的砖混结构的平房约4万元。由此推算，如果不是供大学生，该村可以多盖起100多院新房。

　　记者跟随党宪宗来到和家庄北渠西村党某家。她家的大门，令记者吃惊，那是真正的门洞，黄土墙上掏个洞，破木板当门扇，在当今农村实在少见。党某说，由于她和丈夫都能干，她家以前在村里经济上是中等户，因供3个孩子上学，现在成了村里最穷的人家。丈夫在煤矿上打工，为了省钱，不敢在煤矿灶上吃饭，总是带馍。她的儿子含泪对党宪宗说，他最难受的是，父母半年的零花钱只有2元。党某则痛心地说，家里人因为屋里有粮、地里有野菜，不需要花钱，但儿子在外面，什么都要花钱，她1个月才能给儿子300元生活费，让娃受苦了。说到这里，母亲哭、儿子哭，党宪宗落泪了。

　　学费挣够了母亲累死了

　　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最多时欠债10万元，现在还有8万元债，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丈夫病倒了，因无钱治疗，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

　　和家庄镇长洼村79岁老人王全胜说，上世纪70年代劳动时，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出力活。全家靠老伴支撑。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花费大，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又顾不得治疗，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这副挽联，就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王全胜家的悲剧，没有就此罢休。由于老伴去世，家里失去依靠，经济没有来源，家务无人能干，一时陷入困境，一年后，智力有障碍的大儿子承受不了这样的困境，喝农药自杀。大儿媳曾患有精神病，大约是治疗不当，智力和身体受到影响，无自理能力，身体虚弱，在大儿子去世1年后，也病逝。就这样，在两年多时间里，家里添了3座新坟。

　　去年10月25日，合阳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农用车拉着23名妇女到黄河滩摘棉花，结果翻到沟里，驾驶员和14名妇女丧生。党宪宗采访了坊镇乾落村3人，他们都是为了孩子读书而遇难的。

　　党宪宗调查的110户农村大学生家庭，有11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自杀、病逝。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每10户就有1人这样离世。

　　姗姗来迟的回报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付出巨大，家长得到回报了吗？

　　范某告诉党宪宗，农村没钱不要紧，有粮、有柴，饿不死人，娃们在城里，压力大，花销大，干啥都要花钱。她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但经济都紧张，要结婚、要买房，大女儿的孩子还生过病，医疗费花了3万多元。所以她不敢要孩子的钱。一次孩子要给她300元，她不要：“你给我钱，别人不知道，不如给我买身衣服，村里人看见都知道我娃孝顺。”

　　黄某说，她的儿女毕业后，一直在还债。本来女儿毕业时分配到机关工作，为了多挣钱，要求下到工地。因长期在下面工地工作，已经28岁了，还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同样，儿子已经30岁了，也没有结婚。为了节省钱，儿子3年都没有回家。

　　城关镇小郭村党治耀老人的儿子1978年考上大学，那时虽然学费少，但农民收入更少，一次儿子来信说要10元钱实习费，老人一下被难住了，不知从哪里弄这10块钱，四处转悠，看到地里生产队摘过的棉花秆，就和老伴去捡棉花壳里没有撕干净的棉花，捡了3天，才捡到5公斤，送到棉绒厂。棉绒厂有个看门的老人说棉花絮，不值钱，不要卖了。党治耀老人说缺钱用，没有办法，结果只卖了5元钱。第二天，两位老人又到地里拔棉花秆，砍成节，送到纤维板厂卖了，这才凑够10元，给儿子寄去。儿子读完大学后，又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工作后又要自费出书，经济一直紧张。尽管儿子要给老人钱，但老人一直不要。近几年儿子经济状况好一些，老人才收下儿子给的钱，一年一两千元。老人说足够了。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记者，大学生毕业20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不求回报的父母

　　农民们如此含辛茹苦供养大学生的目的是什么？

　　党宪宗回答，是为了让孩子脱离农村，不再像父母一样辛苦。城乡差别太大，他们要使孩子成为城里人。

　　记者跟随党宪宗走访了7家，农民们的回答令记者肃然起敬。

　　范某说，她小时候很想上学，可娘家穷，不让她上，让她在家干家务，她为了上学的事还挨过打，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她发誓要让自己的孩子都上学，所以，她让孩子们全力以赴学习，不让干家务。

　　党某说，她是文盲，年轻时在引黄工地劳动，干部给她一张单子，让她去宣传，可她一个字不识，当时窘迫、痛苦得无法说。所以，她要让娃们读书，学本事，国家指到哪，就能干到哪，不能再像她啥都干不了。

　　记者问，供孩子上大学，经济上是否合算？

　　党某回答，不算那个账，就没有想让娃们把钱挣回来，只要娃们肚里有知识，到社会上能干事就行。

　　范某说：“我不能向娃们要钱，让人家知道我家穷，连对象都不好找了。”她还要给儿子在家里盖房，要给儿媳留个好印象。

　　记者又问：如果孩子们大学毕业了，还回农村当农民，你们是否愿意供他们上大学？

　　党某回答：就算娃们回农村当农民，也要供他们上大学，农村也少不了文化，最简单的种植，也要有文化。

　　党某回答：农村也需要知识，有了知识啥事业都能搞。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吃了那么多的苦，他们不仅不求回报，还心怀歉意。

　　党某说，人家给孩子留遗产、留房子，而她给孩子留的是债务。

　　党宪宗告诉记者，皇甫庄乡一家农民，为了孩子上学，丈夫砸石头，妻子炸石头。一年暑假，上高一的二儿子为了挣学费，到石场砸石头，没有想到出现意外，二儿子被炸死了。就是这样，他们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供出大学。儿子当了医生，至今没有买房；女儿毕业后找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工作。他们对党宪宗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钱帮儿子买房，也没本事帮女儿找工作，对不起孩子。

　　与一位大学生的对话

　　党宪宗的一个农民诗友为了孩子上大学积劳成疾去世了，党宪宗对这位诗友已经工作的女儿说：“弟弟以后的学费，你得承担呀。”

　　这位女大学生说：“按说，我应该承担弟弟的学费，可我工作时间不长，工资不高，又刚结婚，要生孩子，要买房子。我这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要努力适应城市生活，缩小和城市家庭出身大学生的差别，不然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我还要处理好周围关系，还要上进。丈夫也出身农民家庭，一个担子挑两个包袱，能担得动吗？”

　　党宪宗说，你的话乍听有道理，实际上有问题。父母想的是儿女，而你们做儿女的总是先想自己，想着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你们的父母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先缩小自己和城里人的差别？

　　女大学生回答：因为他们是父母，父母对儿女是希望和贡献，而儿女对父母是依赖和索取。“你不要误解我，我永远不会忘记父母供我上学所付出的心血。但丈夫家也有年老多病的父母，还有两个妹妹在上学，我们不可能把所有收入都资助了弟妹。”

　　党宪宗：你有了儿女怎么办？

　　女大学生：“我肯定会竭尽全力抚养、教育，这是做母亲的责任，这是传统，几千年来都是这样。”

　　女大学生在落泪，女大学生的母亲也在哭。党宪宗无言以对。

　　谁为农民解忧

　　农民们普遍感觉自己供养大学生，负担过于沉重。

　　坊镇东雷村农民马某说，娃们上大学，是给国家培养人才，政府应给予照顾。

　　党宪宗告诉记者，他做这个调查的目的，一是希望引起社会对供养大学生农户的关注，给贫困者以资助；二是希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不要忘记养育自己的父母；三是希望高校降低收费标准，让农民的孩子上得起大学，给他们提供改变人生的机会。

　　记者就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峙说，贫困生的问题，已经受到国家、社会、学校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要通过多渠道来解决，单纯让国家和社会来承担相关责任，显然片面。

　　西安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张立杰是从甘肃贫困农家走出的大学生，他创办的家族助学金使家族内3人上了大学，多人上了中专。本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张立杰认为，农民供养大学生的难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除国家助学贷款以外，可以建立家庭、家族式助学金，或以村、组为单位设立助学金，分担家庭经济支出峰值。只要有人出面倡导，就能做起来。

　　省妇联“红凤工程”办公室主任班理说，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高中以上的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救助。其次，要转变这些农家学子家长的观念。孩子上大学时，年龄已经达到18岁，对于贫困的农家，大学学费不用家长操心，学校不会因为家庭支付不起学费而将他们驱逐于大门之外。大学里有奖学金、补助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减免学费等多种救助方式，而且社会上还有像“红凤工程”等许多救助大学生的组织，应让大学生自己去争取。这样可以锻炼大学生独立生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家长不能什么都包办，否则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责任心，一苦了自己，二害了孩子，三无益国家。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学生，不需要那种连结婚都要家长包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