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昌
早在3年前引发的院士制度存废之争，似乎又有进一步升温的迹象。近有媒体发表《中国院士制度危情告白》（下简称“告白”）一文，援引中国人民大学顾海滨教授的一段话：“中国的院士制度已经成为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影响中国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院士制度不改革，未来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阻滞。中国院士制度不废除，中国的学术大师、工程大师极不可能产生。”（6月19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又为这场存废之争加了一把火。
“告白”一文列举了当下中国院士的种种怪象，诸如院士兼职过多、物质待遇过高等“非正常崇拜”，“学术资格贬值”，“院士增势太快”，“院士的老龄化倾向”，“院士光环背后的交易”，等等。“告白”所以罗列这些怪象，或许意在佐证顾海滨的那段话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吧。
我赞成改革院士制度，但不赞成废除。这是因为：第一，废除了院士制度，这些怪象并不会因此而烟消云散；第二，这些怪象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不是院士制度本身的某些缺陷所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大背景的直接或间接产物。因此，即使废除了院士制度，这些怪象不是依旧存在，便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我们应当清醒地理性地看到这一点。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说，主张废除院士制度，缺少的恰恰是清醒和理性的成分。且不说目前国际上，尤其是众多发达国家，都有一个院士制度，只是从与国际接轨这个角度看，咱们就需要一个院士制度。只有这样，中国的科技精英才有与外国的院士平等对话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国要建设一个创新社会，也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科技大师平台，来引领中国的科技领域整体性和突破性创新发展。
院士是一个身份符号，也多少包含了荣誉成分。院士制度需要改革，固然是不错的。但是“院士崇拜”更值得关注，因为院士背后的许多怪象常常与这个崇拜有关。我们知道，院士在他涉及的科技领域，都有他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因此出现“院士崇拜”原本无可厚非。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院士的贡献往往不被公众所知，且越是尖端领域的院士越是鲜为人知。由于这种人所共知的原因，“院士崇拜”中的“公众崇拜”便显得明显不足了，而与此相反，“权力崇拜”却在权力经济、权力社会面前愈加变得突出，并衍生出诸多怪象——一方面，权力部门给他过多的权力，如兼职过多，抑或委以某个官衔，离开了专业岗位，由专业权威变成权力化身；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常常直接或间接导致学术腐败、资格贬值和黑幕交易；再一方面，许多人为获取权力而来，导致院士人数增加过快，甚至连一些政府部门的官员、公司总经理也成为角逐院士的热门人物。
由此可见，“院士问题”大多是由“权力崇拜”而起，而非院士制度本身造成。在这种情况下，不去呼吁“去权力崇拜”，呼吁确保院士的专业独立性，却一味主张废除院士制度，使院士制度成为“权力崇拜”的一种祭品，那就非常悲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