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实践检验改革方向

　　28年前，由《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所引发的那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28年后的今天，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改革的成效，不难得出我们仍需“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结论。

　　王强——华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

　　方恭温——中国财经报原社长《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经济学组组长

　　张义德——《光明日报》原理论部主任时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编辑

　　◆访谈动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拉开了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为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光明日报》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今年6月16日是《光明日报》成立57周年的日子。借此回顾这篇重要历史文献发表的背景和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于当下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我们走访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他们对历史的讲述和对现实的理解，以史鉴今，为改革呐喊，为开放鼓劲。

　　重温历史

　　杨西光选择让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先发，然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再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等其他媒体转载。之所以走了这样一个路子是出于化解发表阻力考虑的。

　　新京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28年了，重温那段历史，其现实意义不容忽视。作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能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发表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吗？

　　王强华：回顾这篇文章发表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仍有现实意义。不久前有的书籍、报刊对这篇文章发表的过程，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此，首先应对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澄清，也是给历史的一个交代。

　　当时我担任《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组长。1977年秋天，我去南京采访和组稿，认识了南京大学政治（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我约他写文章，他答应了。两个月后，他寄来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稿件，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最初稿。经过修改，这篇稿子1978年4月10日被拼成大样，计划在《哲学》专刊发表，但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读了大样后，把我叫去，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在《哲学》专刊上发，有些可惜，要我把它撤下来，建议修改后放在一版发表。他进一步说，文章要针对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作比较充分的论证，使文章更有指导意义；要进一步触及影响拨乱反正、冲破禁区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到思想路线上来阐述、评析。

　　后来，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也在写类似主题的文章，就让我把他请到报社。在杨西光的主持下，有胡福明、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孙长江和我参加，共同开会讨论如何修改这篇文章。在大家发言以后，杨西光讲了话，定下了文章修改的基调。胡福明和报社同志据此先后又修改了3次，杨西光决定把修改稿送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帮助修改。

　　张义德：当时《光明日报》理论部哲学组的编辑有六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哲学组的每份清样，我们都能看到。杨西光是怎么得知中央党校也有人准备写类似题目文章的消息呢？当时，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江春泽与杨西光的夫人季宝卿是同学，关系特别好，所以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杨西光。

　　马沛文和王强华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王强华将修改后的文章清样交给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负责人吴江和孙长江。王强华送完这份清样之后，去了南京、上海出差。过了两天，《光明日报》的同志又改出第二份清样，由杨西光的秘书陶铠送到中央党校。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是，在稿件修改期间，杨西光又到党校与吴江交换意见。吴江认为，文章写得有勇气，理论逻辑上差些，要加以提高。此后，他们改出一稿，送胡耀邦审阅。杨西光和吴江商定，为扩大影响，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第二天即5月11日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见报。这个安排得到了胡耀邦的批准。

　　张义德：如果按照一般工作程序送审，这篇稿子肯定“枪毙”。因为当时宣传口的实际负责人是汪东兴，他是“凡是”派的代表之一。所以杨西光才选择让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先发，然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再由新华社发通稿，《人民日报》等其他媒体转载。之所以走了这样一个路子是出于化解发表阻力考虑的。

　　方恭温：我没有参与这篇文章的工作，但当时也在报社理论部任经济学组组长，对情况是有了解的。杨西光决定把稿子发到头版，是有政治考虑的。他感觉，如果只靠《光明日报》，这篇文章恐怕不一定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所以就要取得其他方面的支持。首先，他当时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思想解放的胡耀邦当时是党校常务副校长，所以他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再有，他与当时新闻界思想比较解放的领导人，像新华社、人民日报的主要负责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希望得到支持。所以这篇文章改出来以后，先由《理论动态》作为内部刊物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然后新华社发通稿，各报纸转载。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光明日报》与其他新闻单位协同作战的成果。

　　张义德：《理论动态》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曾经在文后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做了些修改”的字样。原来还注明了作者是胡福明，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文章经过了较大改动，而且也来不及征求胡福明的意见，实际上就删掉了作者的名字。当时吴江有一个给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孟凡同志的批示，写在那期《理论动态》的天头上，大意是说“请打15份清样，送胡（耀邦）、杨（西光）、作者（航空发出）”。

　　王强华：有两点要澄清：一是杨西光为提高文章质量，组织大家修改；为扩大文章影响，寻求各方支持，《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后，中央其他主要新闻媒体迅即予以转播、转载；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编者和参与修改者三方的定位是很清楚的，《光明日报》向胡福明约稿，胡应约投来了稿；《光明日报》选中了该文，提出修改要求，并和胡福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一起进行了修改，最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新京报：张先生对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动是做了工作的。那当时是怎样一个变化呢？

　　张义德：胡福明的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来马沛文给改成《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当时为什么要强调“一切”呢？因为要检验的不仅是理论，而且包括当时特别强调的“路线”。最后才改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唯一”是我的意见。这里边有个故事：这篇文章修改过程中，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组织参观北京天文台，于光远的研究生李惠国讲，《人民日报》在当年3月份理论版曾经发过一篇短文，题目叫做《标准只有一个》，讲的就是实践标准。文章发表后收到好多读者来信，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认为标准不止一个，而应该是两个：一是实践，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只有一个标准，那毛泽东思想怎么办？我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就跟马沛文和王强华建议把文章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标准的唯一，而没有别的标准。当然，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因为从列宁到毛泽东，都讲过好多次；但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这样强调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它针对的，就是“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讨论的深远意义

　　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回头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其中包括冲破了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思想禁锢，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发表这样的文章需要勇气和智慧。那么当时发表这篇文章的阻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什么力量推动着这篇重要文献的发表？

　　方恭温：我认为，发表这篇文章的政治考虑就是要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强调“两个凡是”不能动。如果这“两个凡是”不能动，那“文化大革命”也就不能动，因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当时“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文革”期间，很多话都是毛主席说的，很多事情也是毛主席安排做的。邓小平为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迟迟不能复出？与“两个凡是”也有很大关系。试想不能解放干部，不能拨乱反正，“四人帮”的罪行不能清算，人民群众在背着沉重包袱的情况下，社会怎么发展？

　　王强华：当时党内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搞下去，他不可能真正出来，也不可能真正拨乱反正。这个时候，《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同声音，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邓小平读了这篇文章后，就在6月2日发表讲话，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随即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新京报：能不能简单谈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有怎样的关系？

　　方恭温：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们回头看，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其中包括冲破了对社会主义理解上的思想禁锢，这可能是最重要的。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不冲破这一思想藩篱，就无法进行改革。

　　王强华：2004年8月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2005年11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曾庆红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论断，他在谈到胡耀邦同志“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紧接着就指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这么说，《光明日报》刊登的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开辟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纪元。

　　新京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推进当下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哪些现实意义？

　　方恭温：回顾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我们应当明确，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任何先验的公式、理论、模式，而是实践本身。没有当时那场讨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可能冲破固有模式的。当时，“两个凡是”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毛泽东被神化了，毛主席说的话就是真理，那怎么能改？这篇文章恰恰说，无论哪个领袖的话，都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不会有以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导火线，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而且它的发表以及引发的讨论，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我们党在1992年明确提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

　　当下改革成败仍需用实践来检验

　　看改革成功与失败，对还是不对，要靠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这28年的改革开放之路。现在为什么对改革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以不同标准检验改革。如果用实践检验，就体现为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

　　新京报：最近这几年，社会上关于改革的讨论比较热烈。在您看来，目前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哪些层面的哪些环节？

　　方恭温：这次争论的焦点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在我看来，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有些人仍然束缚于过去对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他们认为发展多种所有制、实行市场经济就是背离了社会主义，当前出现的问题都是由此而生，是改革的方向问题。另一种意见认为，改革方向没有问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不能走回头路。改革过程中出现不同观点的争论是很正常的，也应该通过实践的检验来取得共识。

　　新京报：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看待当下关于改革的讨论？评价改革成败，实践标准具有怎样的意义？

　　王强华：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真理标准讨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成果，就是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这条思想路线指引下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第二个方面是“实践标准”与改革开放的关系。看改革成功与失败，对还是不对，要靠实践，要用实践来检验这28年的改革开放之路。现在为什么对改革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以不同标准检验改革。如果用实践检验，就体现为邓小平讲的“三个有利于”，首先是社会生产力，我们的GDP每年增长平均达到两位数；第二是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各方因素，据报载中国位居世界各大国前列；第三，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感同身受。城市生活质量综合指标有十二个字：安（社会治安）、居（居住环境）、乐（娱乐休闲）、业（工作岗位和教科文水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是国际上的一种计算公式。以这个标准衡量，改革开放前后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去年十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对改革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了四个方面的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最广大人民的民主”、“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可靠保障的民主”、“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尽管在实践中，这些方面（如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等）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上来说，我们是在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符合国情，绝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