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金应熙先生杂感

　　直言

　　潮白

　　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在中山大学参加了“金应熙教授藏书捐赠暨史学论文集首发仪式”。在广东史学界，金应熙先生以通才见称于世，著名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把他列为陈寅恪三

　　6月25日是金先生逝世15周年纪念日，去今不远。仪式后还举行了座谈会，参加者大抵都是金先生的师友。感受得出，人们凭借一件件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忆往，莫不饱含深情。间或亦有人谈到了“驯服工具”、“刀笔吏”问题，以为加诸金先生乃大不妥。一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先生的发言，给我的印象尤深。他说他和金先生那一辈人，读中学的时候赶上抗战，走上社会的时候赶上解放战争，因而对新社会具有强烈的向往。金先生一生多次并非因为自己的缘故而转变学术方向，他都欣然接受，专注地投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美德。

　　会后重读了10年前的那本畅销书，以为除了个别用语偏激之外，“恶意的人身攻击”似也谈不上。毕竟，在金先生的“痛处”，作者都有当年的档案材料为佐证。那么，争议双方的焦点，实际上一个是从“过程”出发，就金先生日常的为人处事，来印证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另一个则是从“结果”出发，就金先生留下的白纸黑字来说话。怎样才是客观的评价？我以为两者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老一辈学人，严格地说，经历了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老一辈学人，大抵都面临这个问题。参加过“梁效”写作班子的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谈到自己在1976年11月曾收到“一个老朋友”的信，里面只有四个大字:无耻之尤。然而，他“并未像家人所想象那样受不了，而是淡然处之，付诸一笑”。我比较欣赏的是，周先生“一度还曾把信压在书桌玻璃板下，以资警惕”。

　　对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的学人的表现，不必“为尊者讳”是无疑的，但正如蔡鸿生先生所言:“回首当年，对处于风口浪尖上的金先生，如果缺乏了解之同情，只见其风，不见其格，就未免过于皮相了。”对金先生如此，对整个那一辈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