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据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日前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首次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明确，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政府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赋予政府必要权力

　　草案规定，社会安全事件发生后，组织处置工作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政府有关

　　强制隔离使用器械相互对抗或者以暴力行为参与冲突的当事人，妥善解决现场纠纷和争端，控制事态发展；

　　对特定区域内的建筑物、交通工具、设备、设施以及燃料、燃气、电力、水的供应进行控制；

　　封锁有关场所、道路，查验现场人员的身份证件，限制有关公共场所内的活动；

　　加强对易受冲击的核心机关和单位的警卫，在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广播电台、电视台、外国驻华使领馆等单位附近设置临时警戒线；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

　　草案还规定，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情况时，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依法出动警力，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尽快使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有关反恐怖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公众不履行义务将受罚

　　草案对社会公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责任和义务作了详细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获悉突发事件信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立即向所在地人民政府、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公民应当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所属单位的指挥和安排，配合人民政府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积极参加应急救援工作，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如果公众不依法履行义务，将受到相应的处罚。草案规定，公民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发生突发事件或者突发事件的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加大对政府官员问责力度

　　草案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措施，导致发生严重突发事件的；未按规定及时发布突发事件警报、采取预警期的措施，导致损害发生的；未按规定及时采取措施处置突发事件或者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的；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应急救援资金、物资的；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和自由并造成损害的；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导致发生严重次生、衍生事件的。

　　为地方政府设置“高压线”

　　草案规定，地方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未按规定报送、通报、公布有关突发事件信息的；

　　缓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或者通报、报送、公布虚假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

　　不服从上级人民政府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的；

　　未及时组织开展生产自救、恢复重建等善后工作的；

　　违法征收、征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

　　不及时归还征用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

　　对被征收、征用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

　　违规发布信息至少罚5万

　　草案明确，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按规定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准备工作的；

　　未及时向有关行政机关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

　　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及时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工作或者不服从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的；

　　未按规定制定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导致突发事件危害扩大的；

　　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

　　□相关链接

　　违规鉴定胎儿暂不入法

　　是否应将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定为犯罪并施以刑罚，各方意见分歧较大。为慎重起见，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4日进行第三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删除了原草案中有关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属犯罪行为的规定。

　　此前的二次审议稿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导致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后果，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赞成此规定的主要理由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严峻形势将会带来严重社会问题，因此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震慑遏制，不能因为取证困难而放弃对此类行为的刑事处罚。

　　有关人士认为，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并不是靠刑法能够改变的，而孕妇对胎儿性别有知情权，胎儿性别鉴定也并不必然导致堕胎，此种胎儿性别鉴定和堕胎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查明，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是否构成犯罪却取决于孕妇自己是否堕胎，于法理、情理不通。《新京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