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围棋的棋外力量

　　2005年元月8日，常昊九段在第二届丰田杯围棋赛上已再次受挫，如果把这次失利计算在内，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冲击世界冠军未果。在非常遗憾的背后有一点可以充分说明，中国围棋需要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不需要从围棋到围棋本身去寻求，而是要从围棋以外寻找一种支持中国围棋的力量。

　　上个世纪60—90年代，中国围棋培养出陈祖德，聂卫平，马晓春等一代又代领军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围棋界最有传奇色彩的两个人是陈祖德和聂卫平，他们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甚至用生命谱写着围棋赞歌。著有“超越自我一书”的陈九段和在北大荒锤炼一身硬功夫的“胜败胜负师”聂九段，已将围棋与人生真谛的自然融合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审视世界万物。这种力量用在如何去下棋上，已经促成陈祖德首次战胜当时非常难赢的日本九段棋手，也让“聂旋风”在全盛时期，在中日围棋擂台上用坚定的意志品质而不惜通过增加医用吸氧，取得了11连胜惊人的战绩，锐不可当之势，唯我独尊之“霸气”令中国人扬眉吐气。难道他的棋力在当时所有日本超一流棋手之上吗？显然不是，这个问题值得“七小龙”、“五小虎”等团队去思考。在“聂旋风”的鼓舞下，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是从1985年开始学会下业余围棋的，他们一直深爱着它，受益终身。今天中国围棋文化的发展还需要有这样的榜样力量带动学习围棋的第二次，第三次……浪潮。

　　不幸的是“七小龙”团队太幸运了，阳光哺育他们茁壮成长，他们是温室里非常美丽而灿烂的“花朵”，虽然训练也很努力，个个身怀绝技，是绝顶的高手。在优越的训练和比赛环境中，这些运动员几乎难以知道生活的艰辛、体验体育中的“痛苦”与“快乐”[3]。因为，在围棋王国里本身蕴涵着深厚的人生哲理，而获得这种人生价值观和思想观认识需要有来自对大千世界生活的积累。我国一些著名的选手达到围棋巅峰状态大都在30-40岁之间，如果按中国人这样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成熟思维过程计算(男士30而立之年)，常九段虽然出道较早，但他“炉火”还不够“纯青”，其实，他正处在一个刚刚要出成绩的交界点上，应正确认识自己的潜在力量。根据对上述问题的阐述，可以得到一些基本判断，缺乏生活磨砺的常九段在第三局决战中的失败已经远不是技术问题了，他承认在关键的时刻心理上在求稳，但当一重锤能将对手击倒的时刻，犹豫着没有出手，错过了应该获取因对手过分用强手而要付出代价的机会。正像我国另一个九段棋手在一次与小林光一争夺世界冠军的决赛中一样，在敢于拼争时候没有冲上去，关键时刻，一种下意识的念动沿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一些礼仪思想等问题占住其思维的空间------不敢于去“劫争”。下棋就是这样，人家给你一拳，你躲过以后，就要回他一重拳，甚至是致命的一拳，老躲就被人欺负。其实，在第二局中，常昊经过忍耐后发出了强烈的爆发力反戈一击，很快将李世石击倒，棋迷看后解气是因为常九段那次有男儿血性。在那次对弈中，常九段好似在说，看我软弱好欺是吗？已经让了你三招，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在第三局常九段在几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敢于下狠手的话，结果将会是另一种结局。是什么力量没有让常九段那样去做呢？有人早两年说过，常昊输棋，毛病不在棋内，而在棋外。常昊的棋外之问题……，是脾气上的软，是性格上的弱。有一位朋友叫张辉均，是个水平不怎么高的业余棋手，但与水平高过他不少的人对弈，常常能赢。赢就赢在他脾气犟，骨头硬，敢于搏杀，而且愈是关键的时候，愈下得了狠手，半步也不退缩。这一点正好与常昊相反[2]。第六次冲顶失败后，又让一种体育运动遭逢韩国难胜，这种围棋博弈双方失利的一方也像中国足球一样，让韩国人站了上风。

　　毫无疑问，下棋就得争胜，提高棋艺的关键一条就是强烈的胜负心。梁实秋先生曾在一篇小品文中说：最不喜欢和太有涵养的人下棋，杀死他一大块，他仍然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使你觉得索然寡味[1]。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日双方在棋枰上决战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大批中国职业棋手受日本围棋文化的影响，开始讲求棋理、棋形，拿着一把扇子求道。然而，过分的学习已经让中国围棋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和风格。我们在发展体育哲学问题上有这样一个命题催促我们去思考：主体学习客体先进的经验仅能停留在快速地赶上它的结果，这是必要的前进步骤，下一步超越客体对象本身还在于主体有更多的创造思维活动奔赴于未来的行动中。学习对象的本身只是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学习和领会先进对象后的创造活动预示着学习者自身在攀登另一个高峰时意识形态必须率先地向上升华，开拓出一条新路。我们正需要这样一条新路，中国围棋的新路在哪里？

　　正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如何与日本人交流更多棋艺、并逐渐占据有利地位的时候，以曹薰铉为首的韩国棋手一举在首届“应氏杯”上击败了风头正劲的聂九段，半路杀出一个我们缺乏对他们有充分认识的韩国棋手。几经较量，韩国人凶悍的棋风，把中日两国棋手打得不知所措，“求道派”受到质疑，天下很快成“三国鼎立”之势。和谐与冲突的双重变奏贯穿于围棋始终，冲突的最终解决是力量对比发生倾斜，不能再维持均衡，以一方胜利，另一方失败而告一段落，似乎永恒的冲突战胜了和谐[1]。如果说日本人“求道”是一派，并沉淀了丰富的围棋文化，推动了世界围棋的发展；如果又说后起的韩国人“凶悍”的棋风是另一派，并确立了他们在世界领先地位的话，起源于我国尧舜时期的中国围棋棋风是什么？我们属于哪一派？显然，我们这一代人必须摸索出属于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找到属于我们自己风格的围棋之路，发扬光大它。这条路一定要从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找到，如，对“超越自我”、“胜败胜负师”、“举国体制”、孙子兵法、博弈论、跆拳道、军训、挫折教育，甚至是对以毒攻毒等问题内涵的提炼，创造出中国自己的围棋文化，我们需要这样的力量。

　　从国家意义上讲，我们仍然需要在各个领域进一步证明，中华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无穷的智慧，只要在经过理性思维后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做到、做好。人们渐渐在淡忘自1840年来的那段弱国历史，用更多的希望和行动加速地把我国建设成像“盛唐时期”那样灿烂辉煌，而能够鼓舞我们民族昂扬斗志的“神州5号飞船”和体育运动率先向世界高峰发起了进军的号角，围棋则是体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聚集一股强劲的力量，走在时代发展的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