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摘编060627

　　中国历史上改革失败的原因

　　叶檀在《中国经济时报》刊文说，经济集权是中国历次改革失败的原因。中国历史上有几次著名的经济改革，本意当然是为了强国富民、“与民生息”，很少有发了狂的统治者，为剥夺民众而剥夺民众。但其后改革往往不可抑制地走向剥夺民财之路。无论是汉代的盐铁专卖，王安石变法，还是张居正重新界定田亩、廓清赋税的努力，最后无一不走向与民

　　专卖毫无疑问可为朝廷敛财，当政府急需用钱时，对于社会必须物资的专卖与金融垄断经营权就会适时推出。如汉代推出盐铁专卖，主要原因在于武帝的开疆拓土急需大笔费用，王安石变法也是因为宋朝的岁贡，以及与西夏作战，在经济上捉襟见肘。

　　在政府方面，越是依赖于经济集权下的垄断收益，越是会为这些垄断找到种种理由，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这些旨在加强政府经济调配权的改革无一例外地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欢迎。这些短期的经济利益满足了国库的暂时所需，也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无数的机会主义行径。直到民国时期，孔祥熙执掌央行帅印，其对金融、税收的调配也一味以满足中央政府的短期需求为能事。

　　从历史上看，垄断、专卖所得越多，对于整体经济的长期发展越不利，越容易形成政府对经济集权的依赖。就在收入与路径依赖过程中，坐视垄断主体越来越大。可以说，垄断收入越高，社会经济越是危险，当垄断成为社会重要资源的主要调配手段，所谓的公平与效率均不可得。

　　制度欠缺造就廉价劳动力

　　陈志武在《南风窗》刊文说，中国目前一个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劳动力。就是说，中国目前的竞争力是靠众多便宜的劳动力而来的，并不是靠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而获得的。正因为中国的制度机制历来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所以为了简单的生存，我们不仅要生很多劳动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干，这使我们的劳动力总是很便宜。本来是因为制度机制的欠缺而被逼出来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劳动力，应该说反映的是一种劣势，但到今天反而变成中国竞争力的核心。

　　在生产技术因制度的障碍无法进步的情况下，逐渐地人们就只好提倡“勤劳是美德”这种价值观，以简单勤劳来弥补制度的不足，没有别的选择。过分强调这种“美德”之后，很多时候这又会反过来掩饰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因为既然通过卖苦力也能勉强生存下去，那又何必去改良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把人们的“苦干”变成“巧干”、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呢？勤劳不是什么美德，不顾收入报酬的勤劳反而是未来收入增长的陷阱。

　　为了提高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创造有利于各类市场深化发展的制度环境。等到中国人单位小时能创造的价值大增，使中国劳动力不再便宜的时候，那时的中国才算是竞争力强的国家。

　　国家政策部门化有四大弊端

　　熊文钊、张伟在《瞭望》刊文章指出，所谓国家政策部门化，主要是指个别行政部门利用法定职权和掌握的国家立法资源，在起草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时过于强调本部门的权力而弱化相应的责任；制定部门规章、编制行业规划、实施宏观政策时，偏离了整体的国家政策方针和公共利益，力图通过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来巩固和扩大本部门的各种职权以及本部门、相关企业、相关个人的既得利益。国家政策部门化存在四个严重弊端。一、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二、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三、成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强大阻力。四、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和谐构成严重挑战。

　　文章说，这种权力异化危害巨大，它不仅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严重毁损了政府形象，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制造矛盾并不断激化这种矛盾。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大部分的垄断利润并未收归国有而是转化为部门和企业利益，最终加剧了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的和谐。

　　应抛弃“惰政”思维

　　《新华每日电讯》刊登新华时评说，从海南临高县以“挽救一代人”的名义关停所有网吧，到江西鹰潭以政府“埋单”的形式砸掉境内上千条龙舟，再到福建安溪为打击诈骗而封杀银行柜员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在施政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粗糙和霸道，被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讥为“惰政”。而“惰政”的实质乃是公权的僭越，是对群众合法权益的漠视。

　　以安溪“柜员机事件”为例，诈骗案件频发，事关地方形象和政府绩效，重防严打当然是必要的。但打击犯罪和维护百姓安乐之间并不矛盾，如果打击犯罪竟以长时间牺牲百姓正常的生活秩序为代价，则无异于倒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掉。当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环境错综复杂，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施政理念上并未与时俱进，仍对“快刀斩乱麻”式的武断作风固执一念。为减少责任，碰上什么棘手事，都一“禁”了之，不惜得罪广大民意。与之前屡遭指责的职能部门不作为相比，“惰政”现象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复杂事件的“乱作为”。在一些地方政府和管理部门高调而强势的施政理由面前，群众的合法权益却被无声地勾销了，“施政部门得以轻松，老百姓心里沉甸甸”——这正是“惰政”最遭人诟病的地方。

　　“德不责众”

　　朱铁志在《学习时报》刊文说，所谓“德不责众”显然从“法不责众”比附而来，是说这样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从个体角度说，明知一种行为背离道德标准、道德要求，却明知故犯、照样去做；从社会角度说，是因为大家都如此，所以不作道德谴责，对其听之任之、麻木不仁。个体的背德行为根源于从众心理和社会的“德不责众”的道德评判现象。对这些人而言，他人违背道德的行为，是自己背离道德的借口；居高位者背离道德的行为，是自己背离道德的理由；大家都背离道德的行为，是自己忽视甚至拒绝道德感的充分根据。

　　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为道德选择的中间状态或模糊状态。就是说对于上述这些人而言，不能说他们没有道德感，对于世所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们内心深处基本是认同的。但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道德感已大大淡漠、荣辱界限已大大模糊、道德选择已大大迟疑。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处在这种道德中间状态的人多了，正义的声音就会变得微弱，背德的行为就会变得平常，人们对此就会见怪不怪，甚至采取宽容理解的态度变相纵容。这就使得道德尺度和社会风气陷入一种暧昧的状态之中，是非之间、荣辱之间、善恶之间、美丑之间、真假之间都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出现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以丑为美的可悲局面。

　　个人的道德选择离不开社会环境，环境对人的道德选择具有制约作用。我们必须让遵守道德的人获得“好处”，而不总是付出代价，甚至做出牺牲。只有这样，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通过法律、制度和教育的综合作用逐渐形成，遵守道德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