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公共言说”的公共原则

　　日前，有媒体以头条重要位置，报道中科院院士钟南山手提电脑遭抢、警方迅速破案的过程。钟南山接受采访时，明确呼吁恢复收容制度以改善广州治安状况。这番言论立即引起激烈辩论，相关评论文章多达百余篇，且大部分文章观点持反对意见。

　　客观而言，作为一位公民，钟南山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并不能因为观点不同而加以不公正对待。然则，钟南山虽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进行建言，但他因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钟南山此次相关言论不无瑕疵。首先，作为著名公众人物，钟南山在针对公共事务发言时，不宜掺杂过多个人利益成分。但从报道可以看到，钟南山认为对“无业游民”（且不说这种称呼是否妥当）“监控”不够、“处理”太轻等意见，虽说是在遭抢之后的切身体会，但由于夹杂个人情绪，其言辞极为激烈，甚至出现“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等与当前社会状况极不相称的语句。

　　我们认为，公众人物在涉及自身利益时，不宜站在公共立场上引导舆论。虽说公共表达往往以个体权益为基点，但其最终应体现为群体利益。公共表达一旦与个人利益太近，往往易偏离“公共言说”的客观原则。

　　再者，作为一名具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钟南山在对公共事务表达个人意见时，更不应从个人经验出发，否则将可能偏离“公共言说”的理性原则。虽然个人经验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言说的一个来源，但其仅能作为一种个案或样本，并必须置于严格的科学分析范畴，才能加以引用。

　　而实际上，钟南山主张“乱世用重典”，认为自从废除收容制度后，广州至今还没有找到更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方式，除了个人感性体验之外，并没有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论据。事实上，据广州统计局的数据，2004年广州全市刑事立案数11.17万宗，比2003年下降3.8%；2005年全市刑事立案数10.5万宗，比上年下降5.7%。这说明，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后，广州市的治安情况并没有趋于恶化；反过来说，当年实行收容遣送制度，也没有像钟南山所说的那样“更有效”。

　　更重要的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种种弊端，其对于市场经济的和社会发展的恶果，在“孙志刚案”发生后，许多专家学者便已详尽阐述。钟南山基于个人体验的种种言论，显然有失知识分子理性之维。

　　上述所言，实质涉及专业知识分子“公共言说”的原则性问题。而除了客观、理性原则之外，作为知识分子，其在进行公共表达时，更应该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

　　概而言之，专业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基于专业知识的公共表达，也就是利用其专业优势，充当学术与公众的中间人，将事实真相告诉公众。钟南山在SARS期间的言行，可以说是此种角色的典型演绎。另外一种则是不受专业所限，就涉及公众利益的话题发表意见。钟南山此番针对广州治安状况的言论，即属于这种类型。

　　但无论何种“公共言说”，其底线必须是基于公共良知，本乎公共关怀，自觉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不能基于个人利益，或者从利益集团和权势者的角度出发，为其不当行为“背书”。对此，著名学者萨义德在其《知识分子论》里认为：不论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他更主张知识分子要“对权势说真话”。而这一切，若非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性、客观、良知原则，势必在公共表达的路上渐行渐远。

　　正因如此，我们认为，钟南山此次的相关言论，固然不失为一种个人意见表达，但其作为一名具有公共影响力并被视作知识分子良知的学者，已然偏离知识分子进行“公共言说”时所应当秉持的公共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