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政治学，你走向何方？

　　记者：古人说：“知古则可知后。”请您简要谈谈我国政治学发展早期的情况，可以吗？

　　王一程（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当然可以。政治思想作为一种学问，是随着阶级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在西方有2400多年历史，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之。据有信史资料可查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从殷商算起至鸦片战争前，有三四千年的发展史，跨越了中国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两个历史阶段。但是，把政治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研究，系统反映和表达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的政治学，则始于近代西方，传入中国是在清朝末年，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中国最早开设政治学课程的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1903年），第一本政治学教材是一位德国教授讲演录的翻译本（1898年）。此后在中国的学界和政界，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和发展。到1949年中国解放前夕，在全国200所高等院校中，约40所院校设有政治学系，讲授的课程内容大都属于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

　　记者：西方政治学在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和发展实践中，表现出的都是正面影响吗？

　　王一程：不，应当说表现出正负两面双重影响和结果，一是在反对和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冲击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信奉西方政治学的资产阶级政客和学者企图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效法英美，在中国建立由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共和国，但这一幻想被辛亥革命后的历史证明是“完全行不通的”。

　　邓小平说：政治学“需要赶快补课”

　　记者：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中国是怎样形成的？

　　王一程：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和革命理论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传播。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的政治理论，成为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指导方针。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产物。

　　记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少曲折，对吧。

　　王一程：对。由于旧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那种源于西方和西化的政治学不符合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似乎已失去了在中国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因而在整体上被简单化地全盘否定。在1952年进行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大学的政治学系被取消，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和教学内容被分别归入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运、国家与法、政治思想教育等其他学科和专业。这一失误，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造成了十分不利的消极影响。

　　“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发表的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根据小平这一指示，我国教育界和学术界开始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恢复和重建政治学。

　　政治学“补课”不能偏离指导思想

　　记者：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怎样？

　　王一程：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作为我国政治学建设和发展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曾经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当时的政治学工作者编写的首批政治学教材，大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对帮助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是，随着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形成和西方政治学著述的大量翻译出版，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端于70年代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迅速蔓延和泛滥。在这种气候的冲击和影响下，政治学的“补课”越来越偏离邓小平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指导思想，推崇和迷信西方政治学，主张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政治理论和制度模式的错误观点日益流行。

　　由于国际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时期；由于国内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困惑不解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已形成和存在多年的那种把西方政治学视为正宗政治学，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政治学，或已经过时了、无用了，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错误学术观点和氛围并未得到根本扭转。

　　记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如何呢？

　　王一程：一方面，出现了一批努力联系中国实际、坚持“二为”方向、系统梳理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新教材；另一方面，试图进一步与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和话语“接轨”的教材和论著也大量面世。其中有些教材在编写路子上竭力迎合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在内容上则注意尽可能体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更多数量的教材则不仅在概念话语上极力与西方政治学“接轨”，在内容上也不同程度地接受和采用西方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理论观点和主张。这后一种倾向，在一些学者的课堂教学、学术讲座、研讨会发言、论文和专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分析中国和世界政治问题，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把哈耶克等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政治理论观点奉为学术经典和权威，旁征博引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论述，少数个别人甚至公开宣称信仰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直截了当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鼓吹西方的自由主义宪政和多党制，主张中国也应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本位“重构”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点和主张还往往被不加辨别地视为“有学问”、“思想解放”，是“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

　　记者：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学，或略加变通、基本上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学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吗？

　　王一程：存在！而且在教育界、学术界和社会上仍然有相当影响。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任务十分艰巨。

　　近三年政治学科要完成两项重要任务

　　记者：请谈谈中国政治学理论学科的学术发展趋势吧。

　　王一程：根据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部署，在近三年，政治学科队伍要完成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要编写出以政治学专业本科生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教材，二是要形成有现实针对性、充分说服力和决策参考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成果。

　　要完成好这两项任务，必须加强政治学科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建设，认真研究和分析当前学术界的重大倾向性问题，在有关政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上，努力排除盲目推崇和迷信西方政治学教条的影响，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观点。

　　一系列对我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有重大直接影响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思考。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政治学和民主政治建设究竟应该以什么理论为指导？我国的政治学者究竟应怎样定位自己与执政党、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还是所谓“国际政治学”的那一套概念、分析框架、知识基础、逻辑结构、研究方法和公理体系，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和当前实践，指导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捍卫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维护和发展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上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政治学工作者的重视和思考。⑦1

　　本报记者崔同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奠定了新中国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理论基石。

　　京师大学堂在中国最早开设了政治学课。图为京师大学堂牌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