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20余年，收入分配发生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几度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平均主义被打破，收入分配体现了“效率优先”原则。

　　1992年，我国确定了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后，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比重不断攀升，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城镇非公有制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在1998年首次超过公有制单位，此后仍不断攀升。另

　　与此同时，原来由国家统一制订和管理的各个产业工资标准，也在深化国企改革中被打破，带有垄断性的行业工资与普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差距也在拉大。这是市场因素带来的合理收入差距。

　　非正当收入呈现增长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始终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期，这种转型，既包括经济体制由过去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转轨，也包括工业化带来的由落后的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还包括与上述两个转型同时发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转型。

　　这种社会转型，必然导致在新旧体制衔接方面出现漏洞和暂时无法界定领域，经济发展的同时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领域，从而为社会收入分配方面产生合法垄断性收入、灰色收入、甚至黑色收入提供了环境和温床。而这些非正当收入，随着市场的放开和法治不健全，迅速蔓延。这些问题必须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解决。

　　“二次分配”未受足够重视

　　1992年以后，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方面政府改革了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在食品、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国家补贴或统包制度，取消了国家对城市粮、油及副食的补贴;逐步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积极推行医疗保险、“大病统筹”来替代过去的“公费医疗”；取消了教育基本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允许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收费。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深化国有企事业改革，改变了过去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使得部分国有企业职工失业，他们走向了低收入阶层。

　　乡村财富流向城市

　　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9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财富流向城市，出现了由农副产品为主的产品“剪刀差”流动转变为以人力、土地、资本为主的资源流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据测算，1988年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0.341，而到2003年迅速上升到0.46，早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

　　历史证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一方面，是所有制结构变化和市场调节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诸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房地产、煤炭等资源性行业的暴利没有得到遏止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