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房价必须遏制外资炒楼

　　易宪容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尽管在“国六条细则”中没有针对外资炒作国内房地产的具体政策，但是在本文看来，严厉遏制外资炒作房地产是目前稳定国内房地产房价的主要方面。

　　近几年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应归功于银行个人住房按揭产品的推出，有数据表明，目前国内个人购房，91%以上的民众是通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完成的。但是，2006年第一季度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256亿元，仅及2004年1/5，不及2005年的一半。这也就是说，近一年多来，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国内居民（其中也包括炒房者）住房消费大量减少并发生了根本逆转。但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市场却异常活跃、价格迅速上涨，如北京与深圳，第一季度房价上涨20%以上。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其中的原因，既有房地产开发与地方政府合谋做市，也可能有其他资金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炒作。比如，有媒体报道，目前不少外国的资金纷纷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炒作。

　　据报道，近年来，广东、福建、上海、浙江等有大量的侨汇资金流入。广东及福建的侨汇资金流入规模保持稳定，年增幅很小，而浙江、上海的侨汇年增幅均在40%以上。而且，侨汇资金流入多的上海和浙江的房地产价格波动远高于广东和福建。还有，世邦魏理仕表示，2005年内地写字楼物业最受海外投资者追捧，投放资金高达7.2亿美元。目前，摩根士丹利、高盛、麦格理银行、美林集团、荷兰国际集团等诸多外资机构已深度介入内地房地产市场。也有境外基金入股的内地房地产公司正抓紧境外上市。这些现象都表明，外资进入与国内房价波动存在很大的关联性。对外资在国内房地产业推波助澜疯狂的市场炒作，国家一定要采取严厉的措施与政策来遏制与打击。

　　因为，在现代文明社会，居住权是每一国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住房也就成了居民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根本不允许对住房进行炒作。从我获得的数据来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7个成员中，有137个成员国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有严格限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更是有责任与义务来保证每一个居民的居住权，更要出台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来打击外资对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炒作。

　　还有，住房作为一种投资品（国家统计局的界定），按现行的规则，在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的情况下，除了是直接投资，外国资本进入应该是严格管制的。但事实上，外国资本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已经不多，如2006年第一季度利用外资同比下降15.6%。也就是说，目前房地产开发商大肆宣扬的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并不是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进入的资金，而是通过其他方式进入来炒作国内房地产的资金。既然国外资金是直接奔炒作房地产而来，政府就得出台制度来严厉遏制与打击之。如不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足以说明后果的严重性。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政府也要严厉地遏制与打击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房地产。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暴利行业早就是不争的事实。而房地产市场的暴利何在？并不是因为企业经营者的能力与技术，也不是因为经营者管理水平，而在于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与廉价的资金与劳动力，利用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许多掠夺性的制度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大量的外资进入国内房地产，那就等于把国家财富拱手相让给外国投机者。这不仅严重导致了国家财富的严重流失，也严重侵蚀了国内民众的福利水平，破坏了国内经济利益的平衡。

　　总之，外资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炒作已经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重大的祸害，由于它的进入导致的整个市场危机比它所获得的利益可能要大得多。据说，目前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出台外资进入国内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政策，我想这是好事。但是，相关政策不仅要尽快出台，而且对外国资本炒作国内房地产市场一定要有更多的限制，同时也应该与相关的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以便真正把相关政策落实在关键点上。

　　国际视点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初晓波

　　小泉访美断想

　　小泉纯一郎马上就要踏上访美的行程，日本民众发出的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大部分媒体很早就津津乐道，焦点是小泉首相去美国时可能享受的“元首级”待遇。其中包括比韩国卢武铉总统访美礼仪上提升一级的总统亲自迎接，与布什总统共同乘坐“空军一号”去孟菲斯参观“猫王”故居等。这一切都表明了小泉与布什良好的个人关系，同时也昭示着两国同盟关系“稳如磐石”。另外也有人表达了担心和质疑，在打着改革大旗创造了“小泉剧场”奇迹的收获阶段，小泉首相竟然为了访美而拒绝延长国会以通过大量重要法案。同时，争吵不休的驻日美军重组计划、驻伊拉克陆上自卫队撤退以及日本重新进口美国牛肉等问题在小泉访美之前匆忙解决，都表明此次访问是为其“光荣引退”服务的。

　　看看小泉今年9月份下台之前的日程表，我们会更清楚了解这次访美的深层意义。日本第164次国会原来备受关注的几个法案，如强调“爱国心”的《教育基本法改正案》、为改宪服务的《国民投票法案》、突出军事力量的《防卫（省）升格法案》、新设“共谋罪”的《组织犯罪处罚法改正案》以及阻止中、韩调查所谓日本海上经济专属区的《海洋权益法案》等，是日本国内、亚洲各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关注的焦点问题，议会审议过程中形成激烈论战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小泉在任期内把这些法案提上日程本身就已经完成了使命，由此如果引发内政或者外交的纷争则得不偿失。小泉访美本应在去年9月份成行，由于当时日本国内邮政民营化问题引发的大选而被迫推迟。更重要的是，7月15日马上要在俄罗斯召开的八国首脑峰会，是小泉任内最后一次“辉煌”，在目前亚洲外交萧条低迷的情况下，必须要通过强化日美关系来提升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权，因此争取顺利发表确认“世界中的日美同盟”的共同宣言是小泉此行的核心目标，为此拿出一些“见面礼”就顺理成章了。

　　美国本来给了小泉更大的面子，邀请其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但小泉随后放弃了这次风光的机会，原因是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认为，允许小泉演讲的条件是要其保证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没有人相信美国上下此前不明白靖国神社问题的实质，不了解游就馆里赤裸裸的歪曲宣传。特别是布什总统，他的父亲老布什总统在回忆录中清晰地记载着自己当年驾机与日军作战的历史，对发动战争元凶的痛恨和对同机牺牲战友的哀思历历在目。美国此前的沉默和如今的敲打，只能从美国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张弛有度”的利益需要中寻找原因。日本同中国以及同样作为美国盟国的韩国关系的过分紧张已经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缩小了政策应对空间。当然，我们也许在日美首脑会谈上只能听到关于中国军事力量透明度、朝鲜导弹发射、伊朗浓缩铀研发、联合国改革等内容。毕竟，在中国和平发展、韩美同盟有些许微妙变化、伊拉克局势依旧动荡、日本国内后小泉时代权力之争尚未水落石出等情况下，美国点到为止是可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到底是“世界中的日美同盟”还是“亚太范围内的日美同盟”对美国来说并不重要，符合其全球战略需要的日美同盟才是根本，小泉访美即将发布的日美宣言如此，30多年前“尼克松冲击”的“越顶外交”也是如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谆谆告诫后人“信不由衷，盟无益也！”而现实的日美同盟，则让人想起17世纪弗朗索瓦·拉罗什弗利公爵的名言：“人们称之为友谊的东西只不过是利益的相互调和，善性的相互报应；简而言之，不过是利己心期待能从其中有所得益的交易形式。”

　　文化点击

　　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王铭铭

　　热点聚焦

　　奶妈重现与道德无关

　　最近，职业奶妈在广东、湖南、北京、江苏等地“重出江湖”，刺激了一些人的神经，对奶妈这个词似乎颇多忌讳。一个最可能的“道德”判断是：这根本不能算一个职业，而是封建残余沉渣泛起的表现。这种论调与若干年前家政服务人员刚出现时所遭遇的舆论围攻何其相似！不过从很多城市在为“保姆荒”而着急的样子来看，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任何一种价值评判都会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奶妈重现不应该被贴上道德标签。

　　其一，奶妈的名称与道德无关。在封建社会，奶妈与佃户、人力车夫、长工等之所以沦为社会最底层，不在于他们是出卖苦力还是奶水，根本原因是他们缺乏起码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因此封建等级制度才是真正的沉渣，与他们从事的工作本身并无关连。今天，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契约型的平等社会，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都既是雇佣者又是被雇者，两者间不存在任何不平等关系，且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保障与规范着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宽容，只要是有市场需求的东西，早晚都会被市场唤醒。人们的价值观念与道德的标杆也应该及时刷新。法无禁止即为许可，奶妈的出现并不违反任何的现行法律，而恰恰是那些给奶妈扣上“封建残余”大帽的人，也许正是封建流毒的受害者。莫非我们要把她们唤作“哺乳工作者”才能被所有的人接受吗？

　　其二，奶妈的奶水与道德无关。奶水作为人体的自然分泌物，其优越性是无论多么昂贵的人工合成的乳制品都无法取代的。对一些缺少母乳喂养的婴儿家长来讲，奶妈的出现满足了他们在一般市场中较难满足的需求；对一些有充足奶水又可以以此赚钱添补家用的奶妈来说，这是一种既利人又利己的善举，何乐不为？对于嗷嗷待哺的婴孩来说，“有奶便是娘”，要喝强身健体的人乳而不是奶粉也是他的基本权利。

　　其三，奶妈获取报酬更与道德无关。既然我们大力提倡“母乳喂养好”，那么在亲生母亲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喂养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可以找人代哺？换一个角度来看，假如奶妈们不要钱，只是志愿帮助那些不能自己喂养孩子的母亲，也许我们都会赞美她们乐于助人的崇高精神，可为什么奶妈收了被帮助者的钱财，就被某些人看不惯了而要说三道四呢？我们不要因为有人拿了钱就认定她唯利是图，就失去了助人的善意。被称为广东首位职业奶妈的阿霞放着富裕人家的万元月薪不去，为自己选了个只有2000元月薪的“贫家”，原因是她认为一个体质虚弱的贫穷母亲更值得帮助，这种“善举”无疑给一些指责她们的卫道士们当头一棒。其实，市场经济本来就是一种“帮助经济”，大家通过自己的劳动付出从别人那里获得自己无法产出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市场中的各方都需要互相帮助，人们才能彼此生存。而之所以要为这些帮助“买单”支付报酬，是因为只有在合理的经济交换后，这种“帮助”才能够持久。同时，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有了经济交换，所以获得别人报酬的“助人者”要严格地遵从市场的秩序，使得这种帮助更有效、更有序和更安全。

　　我们不能改变也不需要改变奶妈出现的事实。奶妈的出现与道德无关，但是却与法律法规相关，这里所谓的法律不是准不准许职业奶妈出现的“可行或禁止”之法，而是如何去规范这种社会行为的法律，例如，奶妈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等自身权益以及奶妈的生理条件、卫生、健康状况等责任认定等。在这些空白点上，法律法规不应该总是滞后。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

　　徐浩然

　　如此“修旧如旧”等于破坏

　　去昆明，我必定要去呈贡魁星阁（社会学界简称“魁阁”）。西南联大时期，小小的魁阁，成为费孝通等一代风骚人物从事学术活动的中心。几年前去魁阁，我已看到它周边盖起的贴有白色瓷砖的丑陋高楼。我痛恨它们，我收缩眼睛的余光，为了获得美好的印象，我将眼神聚焦于外墙绿色的青苔与野草，我进入古阁，从“吱哑”作响的旧楼板，寻找一个年代留下的痕迹。对我而言，魁阁最好永远是那么破落为好，因为只有那样，它的形象才像是一座历史的丰碑。

　　去年9月底，我经川藏公路，绕稻城去中甸，回程在昆明小住二日，又得到一次机会去魁阁。这次幸得当地文管干部作陪，我乐不可支。如今，魁阁的历史遗产价值被当地政府认识到了，县里将它列入文物保护范围，政府文物保护的第一个举动，便是拨出一笔款项用于维修古阁。那位文管干部显然是位有心人，他打开古阁的大门，带我进入，我眼睛一亮，见到古阁已成为一座纪念馆，四周布满照片和书籍，见证着社会学工作站的历史。我顺着楼梯往上走，我发现“吱哑”的响声不再，震惊中我得知，木头已全然换成新的了。我迅速爬上三楼，再冲下一楼，跑到外面，认真一看，那里的光景令我震惊：整座魁阁已焕然一新，绿草与青苔完全没了，只有裸露的红砖和绿瓦。我寻找古石，有几块被套进了墙。我心中痛骂：“××，又一件文物被所谓文物保护毁于一旦！”

　　我不敢将心声发出——毕竟，我与那位文管干部是初次见面，没有再了解情况，不宜装腔作势。我细声请求他，要他带我去寻访吴文藻与冰心的故居及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的旧址。我们先去找吴先生与冰心的故居。到了那地方，我问：“在哪啊？”他指着一片被拆得片瓦不留，只剩支架的破楼说：“唉，那就是，县里又拨了钱整修呢。”我在那停顿片刻，心情极为深重。无奈中，要求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陈达办公室旧址参观。不远处，我们找到了它，它原为县文庙，也是在西南联大时期成为一群知识分子学术研讨场所了。在三处旧址中，只有这些还不完整地存留在那里，破落的文庙，木门“吱哑”作响，院里古树参天，尽管周边工地噪音巨大，但站在文庙前，庄严之感如旧，给予人美好的想象。我在那找了一个石板坐着，享受一下凉风与古气。文管干部前来闲聊，他说：“王教授，非常不好意思，这座我们还没修呢，保护得不好。”我此时觉得与他熟悉了起来，也就开始不客气了。我说：“嘿，我看只有这文庙保护得最好！”他惊讶地问：“这作何解释？”我说：“其他两座建筑全被你们破坏了，好好的古物，被拆掉重建，就像是制造假文物。”他说：“不对呀，王教授，我们当时还特别慎重，完全是参照故宫修旧如旧的文保政策做的，故宫不也是这样保护的吗？”我快要哑口无言之际，怒气也已冲到胸口，我说：“如果故宫也是那么保护的，那么，那也就全错了，那等于是将真文物变成假文物，就像在发掘出来的器物上涂上崭新的涂料，或者更严重，将器物打碎，照它的模子造个新的。” 他怔了一下，我顺势说：“您今后最好建议县里保留这座文庙，我看这是贵县最后一座古建筑了……”

　　事情过去快一年了，呈贡的文庙是否幸免于“修旧如旧”难，我得找机会去了解。使我郁闷的是，我景仰的老魁阁已一去不复返，我没心再次去“朝圣”。我不敢计算有多少比魁阁重要的建筑毁于所谓的“保护”，我要询问：是否从国宝故宫到小小魁阁都真的已是“修旧如旧”，成了伪文物了？我可能主观，可能错误，但如此“修旧如旧”实在令我痛恨；我敢断言，如此“遗产保护”等于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