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月明:经济学者不该替百姓说话?

　　6月26日，广州日报发表了《经济学者一定要替百姓说话吗》一文，作者说：“对于长期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来说，求真是第一要务。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又说：“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

　　想起了一个笑话：某经济研究所100个人之中，有99个把引起“上面”注意作为自己

　　哦，难怪有一些经济学者的成果总让人感觉到是在云里雾里，难怪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太多太多让人想象不到的事情，难怪“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又一次成了压在普通老百姓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也难怪我们有很多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在改革改制的名义下被改的面目全非、成了部分人瓜分国有资产最后的晚餐．．．．．．原来，没有人肯替老百姓说话。

　　那么，经济学家应该替谁说话呢？

　　作者说，“经济学是科学”。言外之意，不存在为谁服务、替谁说话的问题。这可能吗？在一个有矛盾、有利益冲突的社会里，作为专门研究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真的能这么轻松和超脱？记得当年也有人提出过文学脱离政治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这样的说法比较实在：没有毫无政治倾向的作品，因为没有毫无政治倾向的作家。比如“春种一粒粟，夏收万颗耔，四海无闲田，农夫多饿死”，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反动统治，这是过问政治的政治倾向；而“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夫，桃花源里人家”，则是粉饰现实生活，美化封建社会，是不问政治的政治倾向。一样道理。鲁迅说，揪着自己的辫子想离开地球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们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套用一句呢？经济学无立场，但经济学者应该有立场。

　　作者说：“粗略地说，科学是求真的，人文是求善的，艺术是求美的，经济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正努力争取自身的求真地位”。“求真是第一要务”。且不说这样的分类是否合适。就依作者说，求真务实当然是好事情。现在全社会不就都在提倡“说真话”吗？很多人也有意无意的、常常喜欢把自己的东西贴上“说真话”的标签，可是，究竟什么是“真”呢？

　　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这固然是“真”，这种真比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来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可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揭示事物发展内部的联系性、规律性，这才更是“真”，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真”。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想想的话，这两种“真”的境界，相差又何止千里万里？以作者这篇文章为例，他说的是真话吗？如果以心口一致为标准的话，恐怕没人敢说他不“真”。因为，他就是这么想的嘛。难道还有别人比他自己更清楚的吗？可是，如果再以第二条看看呢？他的话符合经济学的本质和规律吗？却未必！我们知道，马克思和凯恩斯都是经济学家，可他们两个人起码不是抱着同一个“义务或者使命”去生活、去工作的。马克思公开宣称，他自己的理论是为人类的最大多数人（也即广大的老百姓）服务的；我们的温总理也曾经希望，要有“穷人的经济学”。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经济是什么？按通俗的解释就是经帮济世，治国安民。安民能不为民吗？为民，怎么能不为老百姓说话呢？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为民造福，那就严重脱离了我们的社会现实和需要，那还叫“经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