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共话峥嵘岁月稠

　　50多年后，战争的硝烟虽早已远去，但再聚首，相同的经历让他们仿如又回到炮火隆隆的战场。

　　50多年后，享受着安逸平静的幸福生活，再次打开记忆的闸门，牺牲在异国他乡的

　　昨天下午，来自全省各地的59名抗美援朝老战士相聚在省会郑州河南日报报业大厦，一同在容纳800人的报业大厦多功能厅观看了由本报和郑州市流动电影放映公司组织放映的电影《上甘岭》，一同追忆那场战争的壮烈，享受聚会的欢悦。

　　签到处每个人脸上都写满兴奋

　　下午3时，老战士们冒着炎热的天气陆续来到报业大厦，在签到处，当他们一个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和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时，兴奋在他们的脸上洋溢。

　　“你是15军45师的，我是44师的。”老战士李大春紧紧地握住了周海峰的手。

　　“你是12军31师93团的，我也是呀，老战友，你的身体还好吧？”最后一个签名的曾文彬在签到簿上看到郑发戊的名字和部队番号后欣喜万分，“多少年都没有见到老战友了。”

　　本报多次报道的85岁的抗美援朝老战士曹传法也来了。正是这位在上甘岭战役中受伤失去记忆的老人，恢复记忆后想见老战友的事经本报一经报道（相关内容见6月22日Ａ05版、23日Ａ09版、24日Ａ07版、27日Ａ03版）。才促成这次美丽的相逢——本报联合郑州市流动电影放映公司放映电影《上甘岭》，让老战士们借这个机会聚聚，共忆峥嵘岁月。

　　再相见已经过去了30多年

　　“30多年没见，没想到能在大河报举办的活动上碰到。”

　　“老脸都没变，还是那个样儿。”昨日下午4时许，78岁的郑发戊刚走到4楼多功能厅门口，一眼就认出了76岁的周庆刚。两位老英雄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们拉着手，拍着肩膀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

　　“张绍基去世了，他对我特别好，因为我的事，他还受批判了。”郑发戊激动地和周庆刚一同回忆共同的老朋友。

　　周庆刚说，抗美援朝时，他在国内送兵基地为朝鲜送兵，郑发戊在朝鲜参战。他和郑发戊是1956年在153医院认识的。没想到30多年前自己工作的调动后就再也没见过郑发戊。

　　“当时我们连有200多人，五次战役打下来后，只剩下四五个人了。”提起当年入朝作战的残酷，家住郑州市须水镇的郑发戊感慨地说，“我们两个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居然30多年都没见过面。要不是大河报，这辈子恐怕难有见面机会了。“

　　银幕前他们再唱起《志愿军战歌》

　　“同志们，在电影开始前，咱们唱一下当年的《志愿军战歌》好不好？”昨日下午4时30分，老战士刘登高站在银幕前动情说。

　　“好！一起唱吧，唱出当年我们志愿军的威风。”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在场老英雄的热烈响应，有的老人甚至激动地站起来为这个提议鼓起掌来。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刘登高的领唱下，在场的59名老英雄精神抖擞地唱起歌来。有的老战士还动情地打起了拍子。一名须发皆白、胸前挂满军功章的老人把身子挺得笔直，似乎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观看时泪水从他们的脸上滑落

　　银幕上炮声隆隆、战火纷飞，72岁的老战士孙征目不转睛地盯着银幕，泪水顺着他苍老的脸庞悄然流下。

　　“太残酷了，我们当年在上甘岭比电影上演的还要残酷，战士们之间比电影上演的还要有感情。”家住郑州市南顺城街的孙征抬起手抹着眼泪说，“不过，我们不后悔，我感觉很幸福，比比那些连五星红旗都没见过就牺牲的战友，活着真的很幸福。”

　　…………

　　渐渐地，热闹的报业大厦多功能厅安静下来，激昂的乐曲和激情的画面把老战士们又带回了硝烟滚滚的战场。在两个小时的放映中，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老战士们潸然泪下；看着战友们奋勇杀敌的镜头，他们的脸上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活动花絮

　　电影拷贝从焦作送到郑州

　　“给抗美援朝老战士放电影，是件好事，我们免费！”6月25日，当本报向郑州市影剧公司流动放映分公司经理姬永亮请求支持时，他当即表态。

　　昨天下午，郑州市影剧公司党委书记杨冬菊亲自带着放映队赶到报业大厦。她告诉记者，得知大河报社要为抗美援朝老战士放映电影《上甘岭》后，公司马上从仓库里调出《上甘岭》的电影拷贝，因为这部电影拍摄于1956年，距今已经50年了，已经放映过无数次，不知道放映的清晰度如何。经过验片，电影拷贝的确有问题，为了让老战士们看到一部清晰、完整的电影，公司马上与省内兄弟电影公司进行联系，直到昨天上午，从焦作电影公司传来好消息，下午3时，焦作方面把电影拷贝送到郑州。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与在座的老战士们密不可分，为他们做点小事，我们心甘情愿。”杨冬菊说。

　　子带父亲驱车3小时看电影

　　“看到大河报举办活动的消息后，我就马上找车带着80岁的老父亲，从汝州赶来。”昨日下午5时30分许，满头汗水的张胜奇带着父亲出现在大厅门口。

　　张胜奇拿出其父亲的《转业军人证明书》说：“我父亲对抗美援朝那段日子有着很深的感情。看到大河报给抗美援朝老战士举办《上甘岭》专场的消息后，我赶紧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在多功能厅前排，记者看见坐在前排正聚精会神看电影的张治富老人，腰杆挺得笔直的他告诉记者：“为看电影，儿子开车带着我跑了3小时，这辈子对我来说是头一次。就想看看《上甘岭》，就想见见老战友。”

　　搪瓷缸是当年常香玉赠给他的

　　在签到处，老战士王金德在儿子的陪伴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革命军人证明书”，上写着：王金德同志系1953年2月参加我军，现在54军135师404团3营8连工作……所盖印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当记者想要采访他时，他的儿子说父亲刚做过手术，不能讲话，但为了看《上甘岭》，为了看一看当年的老战友们，他还是来了。

　　曾在64军192师576团服役的赵洪庆是郑州人，他没有带来自己的军功章，而是向战友们展示了一个白色的搪瓷缸，上印着“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纪念”，与《上甘岭》电影中在坑道坚守的战士们所用的一模一样。“这是当年常香玉随团赴朝慰问时赠给我的，我一直保存了50多年。”赵洪庆说，他看到本报的报道后，很想来找一找老战友，并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品也带了过来。

　　“这都快成文物了。”一位老战士说，他也曾有过这样一个搪瓷缸，却没有像他这样保存得完好无损。

　　他曾冒着敌人的炮火去采访

　　“记者同志，我当年是名战地记者，和你们还是同行呢。”今年75岁的鄢德纯面对记者，亮出了他的红皮“记者证”，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8团政治处颁发给他的一个立功小红本，上面写着：在金城反击战中，表现英勇，不怕一切深入前沿，了解材料，出快报，进行战斗鼓动，完成了任务，评为三等功一次。

　　在入朝作战前，鄢德纯是部队的一名文化教员，入朝后因工作需要，他调到54军130师388团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说起当年干记者的经历，他最难忘的就是1952年冬天的金城反击战，当时，上级派他到前沿阵地采访，要穿过一片开阔地带，而且敌方的地势高，我方的阵地低。

　　“要出发了，我对团长说，发给我两颗手榴弹吧。团长说你不是有手枪吗？我说手枪不过瘾，万一遇到敌人，我就扔手榴弹。”他带着手榴弹出发了，当跑到开阔地带，一个炮弹呼啸着飞来，他急忙卧倒。炮弹响过，他飞身继续往前冲去，“突然，我听到炮弹发出的响声，再次卧倒，一颗炮弹就在我2米外爆炸，我马上感到一个耳朵啥也听不见了，也顾不得许多了，拼命往前冲，只觉得炮弹在我前后左右不断地响着。”

　　当鄢德纯赶到该团一连一排把守的阵地上时，看到他勇往直前一幕的战士们禁不住伸出了大拇指，“鄢记者，敌人的大炮欢送你哪。”随后，他经过深入采访，写了一篇报道，名为“一排一班打得好”。

　　电影里的人让他一次次想起战友

　　“我当时是15军45师135团指挥所的通信参谋，负责信息的上传下达。我们团就在阵地的最前沿，我清楚地知道，上甘岭的战斗打得太艰苦了，比电影上演的还要惨烈得多。”老战士贾福林告诉记者，《上甘岭》这部影片他已经看了无数遍，每一次都感到强烈的震撼，电影里的人物让他一次次想起了战友。

　　有位老战士告诉记者，上甘岭缺水超乎想象，电影里都演了。在最艰苦的时候，电影里连长的原型张计发要求大家各自喝自己的尿。没有水喝，连尿都是紫红色的，气味熏人，连长说，“同志们哪，这是买都买不来的好茶，为了生存，为了胜利，大家喝了吧”。

　　女战士比电影里表现得还勇敢

　　采访中，71岁的老战士柳岳继告诉记者，电影里卫生员王兰的原型名叫王清珍，是个北京兵，她在战场上的表现是电影无法表现的，远远超出了一个姑娘所能承受的范围。炮弹可不长眼睛，伤员伤到哪儿的都有，她一个十几岁的姑娘，总是不停地给伤员清洗包扎。当时的医疗设施和条件太差了，伤员缺医少药，有的伤员伤得小便排不出来，小王硬是像做人工呼吸一样，协助他排便，救了伤员的命。

　　周总理给他改名“孙福生”

　　“我的战友孙福生原名孙复生，是周总理给他改的名字。孙复生在1952年4月血战忠贤山战役中立了大功，中国人民志愿军授予他抗美援朝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当时，他伤势严重，右肩膀上的肉全部被掀掉了，像个血人，我是战地医生，抢救他时，他已经休克了，战士们和朝鲜人民争着给他输了2000多毫升血。”15军45师133团卫生队军医、75岁的周海峰老人平静地讲述着那段历史。

　　1952年9月15日，孙复生吊着伤臂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就把复生的复字改成幸福的福吧！”从此，孙复生改名为孙福生。“如今孙福生在郑州市军队离休干部第一休养所安度晚年，我们这些老战友经常见面。”周海峰老人说，他要把战友名录给孙福生带回去一份，共同缅怀难忘的战斗生活。

　　一碗汤传一圈，谁也舍不得喝

　　“一过鸭绿江，艰苦的战斗就开始了，在无数次冲锋中，队伍被打散了，我和一些素不相识的战友临时组织起来，寻找部队，行程中，零星战斗不断，到处都有牺牲、重伤的战友。”15军44师132团2营6连刘兴贵老人感慨万千，前一分钟还生龙活虎的战友，转眼就被炮弹炸死，“心里的感觉就像刀割一样难受。”

　　“由于敌机轮番轰炸，我们的给养常常供不上。有时候，我们把随身带的粮食集中起来，也只能熬一碗稀汤，连长指导员不吃，班排长不吃，战士们也不吃，谁也舍不得喝。最后在命令下，大家才分着喝掉。”在刘兴贵眼里，这一碗稀汤跟上甘岭的那个苹果一样，体现了纯洁高尚的干群关系和珍贵的战地友谊，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记忆。

　　“我正好赶上了上甘岭战役”

　　“我本来是去前线慰问战士，却刚好赶上了战斗的开始。”当年才18岁的柳岳继如今已是一位古稀老人，她笑眯眯地对记者说，上甘岭战役是她参加的第一次前线战斗，她当时很激动，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1952年10月初，作为文工团的一名战士，柳岳继和另外两位同志奉命去上甘岭开展坑道文艺活动。“谁知道刚去没几天，敌人就向我们所在的阵地发起了攻击。”战斗一开始，部队的同志就让他们回去，理由是在前线对他们来说太危险了。“我们坚决不回！”柳岳继说，“我们文工团的同志平时打仗还找不到机会，现在碰上了，哪有后退之理！”在强烈要求之后，他们被留了下来。

　　“战斗打得很苦，比我想象中要惨烈得多。”柳岳继说，她在战场上负责救护伤员、整理牺牲同志的遗物，还负责给战士们送粮、送水、送弹药。“有次刚把粮食送到暗堡，就在我们准备返回主峰时，敌人的一颗炮弹落在了坑道口，弹片击中了和我一同前来的一个副排长，他当场牺牲了。另一个战士的大腿受了伤，我赶快用绷带给他缠上，血汩汩地往外冒，可他忍着没有呻吟一声。”柳岳继抹了把眼泪，说，她永远都忘不了这些为祖国献出生命和青春的英雄战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已经伴她度过了50多年，还将继续伴她走下去。

　　“我是党的忠诚教育者”

　　“那时候在部队，我干过文化教员、干事和记者……”四位正在聊天的老战士中，一位老人的话语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位老战士名叫任安林，今年76岁了。他一参加革命就被分配到某部政治部做宣教工作，1950年10月，他参加了抗美援朝。在前线，他采访和报道了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的事迹；下连队，他辅导战士们学习文化知识。

　　“那时候，我经常下部队搜集素材，写成文章，向上级领导汇报。”任安林说，青年英雄邢连富、渡江英雄周德高的事迹他都采访过。“上甘岭的第三次战役中，我刚采访完一线战事，正在坑道里向领导汇报时，敌人一枚炮弹打来，一下就把坑道压塌了，幸好当时有根棍挡在了我的头上，要不然我的命还在不在就很难说喽！”不过最令任安林难忘的是挺进三八线后，他和几位同志为部队筹借粮食的事。“那次太危险了，我们刚借完粮食回来，路过一个山头，突然出现敌人的4架飞机，围着我们扫射了20多分钟，子弹就打在离我一米远的高粱垛上，听着高粱秆被打得噼噼啪啪的声音，很紧张啊。”

　　战场上，任安林耐心地给没上过学的战士们讲文化知识，教会他们写各自的名字。转业后，他一直担任语文教师，直到退休。“我就是党的忠诚教育者！”任安林大声地对记者说。

　　忆当年上甘岭打得好惨烈

　　“上甘岭打得很残酷，但我们死守阵地，敌军始终没有前进一步，所以毛主席就称赞过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说起这些，亲历了抗美援朝，并在上甘岭战役中担任15军炮兵主任的靳钟相当自豪。

　　靳钟说，战斗一共打了43天，敌军先后派了6万人、我军先后派了5万人参战，共11万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虽然没有敌军兵力多，但在我们的防守下，敌军一步都没有前进。战斗中敌军伤亡2.5万余人，我军伤亡9000余人；敌军共发射了190万枚炮弹，我军共消耗了40万枚炮弹。这场战役后，美军就把‘上甘岭’改了名字，叫作‘伤心岭’。”说到这事，靳钟得意地笑了起来。

　　上甘岭，是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一个只有10余户人家的小村庄，1952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在这个面积仅3.7平方公里的地方展开了一场激烈争夺战。其中，我方共投入步兵4.3万余人、11个炮兵营、高炮47门，敌方共投入步兵6万余人、18个炮兵营、2个坦克营、飞机约100架，经过43天的激战，于11月25日以志愿军胜利而告终，史称上甘岭战役。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军战士打得十分英勇顽强，仅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就有38位之多，如同为排长的孙占元和粟振林，身负重伤后，拉响手榴弹战死疆场，为了永志纪念，粟振林烈士的家乡河南林县将县城南关街命名为振林街，孙占元被追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又如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主堡的射击孔；影片《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的原型王万成，面对成群扑上来的敌人，一跃冲入敌群，拉响爆破筒为国献身。这种视死如归的壮烈，使得上甘岭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勇顽强的代名词。

　　聚会一次不容易，来合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