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南越王》演出反响“热”　修改后将再度演出20场

　　本报讯(记者/陈祥蕉实习生/李培)日前，广州本土历史话剧《南越王》首轮公演在黄花岗剧院举行。一连3个晚上的演出，上座率都达到了80％以上。据了解，《南越王》导演王筱頔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准备对剧目进行改革。9月，话剧《南越王》将以新的面貌再次演出20多场。

　　话剧《南越王》围绕南粤人的老祖宗——南越王赵佗展开故事，选取了赵佗人生中

　　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羊城艺术博览月上，话剧《南越王》作闭幕式“压轴”演出。前来观看《南越王》的观众里，还出现了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她们告诉记者:“听说这场话剧讲的是广州历史，南越王的故事非常吸引人。”现场还有不少是一家三口前来观看，几个小孩演出开始时还在乱跑，两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却看得入了神，要找“南越王”合影。

　　“在时间上，我们与世界杯的比赛作对抗；在人气上，我们的剧中没有明星。能够受到观众这样的欢迎，靠的是话剧本身的魅力。”导演王筱頔说。一位“话剧迷”表示:“《南越王》以话剧的方式完成了对岭南历史渊源的回望，剧中有很多新意。从观众的反响来看，似乎比前不久国家话剧院在广州演出的《生死场》还要好。这在近几年广州的话剧市场并不多见。”

　　首轮公演结束后，广州市文化局召开了研讨会，邀请了不少戏剧界的著名导演和编剧。专家们大多认为，“南越王”赵佗的形象刻画还可以更加深刻和丰满，全剧还有完善的空间。

　　剧评

　　广东话剧的“本土意识”

　　王炜

　　大型本土历史剧《南越王》由于拥有比较完整的创作与制作阵容，又因为有了国内极具实力的舞台、灯光、音响设计等专家的加盟，而散发出令人信服的舞台魅力。

　　从《十三行商人》到《南越王》，虽同是产生于发掘岭南文化资源的大背景下，但在“本土意识”的话剧创作中，后者走得更加彻底。《十三行商人》是通过特定的典型戏剧情境下的典型戏剧人物，尽力挖掘岭南文化特质。编剧之一的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吴惟庆想通过“粤商”这一戏剧人物群体的刻画，表现出粤文化的人文特点。而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才开始了人们对“浙商”“晋商”概念的讨论与关注。《南越王》则在“本土意识”上走得更远，选取了距今两千多年的人物赵佗，在为戏剧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假定性空间的同时，又附加了历史名城的品牌价值。

　　应该说，这两部戏的策划和制作都是比较精彩的，在宣传推广上也延续了自《圣人孔子》、《最高利益》、《白门柳》而来的营销意识。但到目前为止，这两部戏还不能说取得了市场票房的成功。

　　新时期以来的广东话剧，一直贯穿着顽强的“本土意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以林骥、许雁、吴楠等为代表的剧作家写下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后广东人生活、思想与情感的话剧，奠定了广东当代题材话剧的独特风格，带来了广东话剧一个时期的繁荣。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彷徨后，广东话剧又因为《圣人孔子》、《最高利益》、《白门柳》、《十三行商人》、《南越王》等话剧的产生而再次受到关注，广东话剧也因此具有了风格多样化的初步轮廓。

　　但是冷静思考一下话剧市场的现状就可以发现:一种风格的形成，同时又意味着艺术多样性、审美多元化的缺失。正如自然界的生态环境一样，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生物链，才能达到一种平衡。而话剧艺术的生存环境同样需要作品的多样性，需要艺术的生态平衡链条。话剧艺术的生态环境应由以下几种因素构成:市场需求，创作(包含剧本创作、二度创作和剧场观众移情作用等)，各种样式和流派话剧的并存，理论的活跃，批评的繁荣，合适的剧场，科学的市场机制和手段等。

　　但广东话剧的生态环境是:市场需求过小，话剧理论几近空白，剧场条件不足，缺少公正、真诚的话剧批评，缺少有效的市场推广与运营。

　　而在北京和上海，由于话剧理论的活跃、批评的繁荣、各种流派和风格话剧的频繁上演、话剧制作体制的多元以及经过长期培育的相对良好的市场和观众欣赏习惯等，使得这两地的话剧呈现出整体的兴旺。

　　实际上，“本土意识”并非一件坏事，正如北京人艺的话剧能令北京观众感到亲近一样。但它必须是基于话剧市场的相对繁荣。如果我们忽略话剧市场所需要的多元化与多样性，忽略话剧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话剧将会变得越来越乏味。

　　(作者为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剧评人、制作人)

　　图:

　　剧中秦朝大将赵佗领兵南下征服南越。刘力勤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