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受贿院长何以两个月“进账”百万？

　　作为一名医药代理商，邹汶晖为了让药品为医院所用，花费200多万元向医院各级领导行贿。江门市新会人民医院的140名医务人员收受过邹汶晖的财物。6月13日，震惊业界的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集体受贿案中的主要行贿者邹汶晖因犯个人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两罪并罚，被新会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在过去五年的药品销售过程中，邹汶晖一共向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方机及该医院多位医生行贿200多万元。同年1月，邹汶晖还出钱邀请方机一家前往日本和南非旅游，光南非的旅游费用就花掉4.53万元。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随着医疗行业商业贿赂案件的浮出水面，名目繁多的回扣好处费进入医疗成本，成为医药费用不断上涨的一个根源。近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频发医疗商业贿赂案件。从“开颅戒毒手术”的广东三九脑科医院到北京儿童医院，我们不禁感慨，医疗贿赂已无处不在。在医疗领域，存在着多少“潜规则”，审批要“用钱推磨”、医生开药要给回扣等等。这些“潜规则”助长了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使百姓深受其害。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院长方机两个月吞下去一百余万元的“好处费”就是典型的一例。那么，面对巨额贿赂一个医院院长何以如此“波澜不惊”，心安理得？

　　“搞掂”医院头面人物是“营销自然人”的“开山之举”。类似邹汶晖这样的行贿者是一个在药品销售业界被称为“营销自然人”的隐形群体，因此被知情人称为“影子”。“影子们”用大包的方式包下几个品种在某一地区的独家代理权，独立操作，独霸一方市场。这样的销售方式比比皆是，从生产企业处拿到一个或几个品种在当地的独家代理权，依靠自己与当地医院的关系独食市场，坐分利益。相对于医药代表，“影子们”的行贿手法更“豪放”，能量更大，是造成药价虚高中间环节的“中坚力量”。而与医药代表一样，他们要买通医院相关“实权人士”，向医院的院长、药房主任、药剂科科长等交数目可观的“买路钱”。还要给开大处方的医生“回扣”。除此之外，各制药厂还要承担各科室和个人举办学术活动或出国旅游、娱乐等费用。以新会区医院院长方机为例，“影子”邹汶晖为了让代理药品能够进入医院采购名单，出手阔绰，在短短的时间内将一百多万元“放进”方机的囊中。

　　“投入不足”成了看病贵的一大理由。近年来政府将医药费用居高不下作为热点的民生问题来抓，但是时下有一种流弊，一提到看病难就爱拿政府投入说事，认为财政投入不足是医院创收的主要动因。似乎政府不给钱就办不成事，就可以乱办事。诚然，政府掌控着纳税人的钱，要为公共支出埋单，投入不足可能会导致医院的公益性逐渐淡化，但不能就此形成一个惯性思维，将一些不良现象和违法行为都推到政府投入不足的身上。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金蝉脱壳”，更是一种隐瞒“病情”的讳疾忌医。笔者不禁要问，两个月收了一百多万元，作为院长的方机为什么不将其作为医院的收入或贴补进医药成本，而是统统落入自己的腰包？这算什么创收？二是一家医院140人集体受贿，看似吃“影子们”回扣，实质上就是在吸患者的血，难道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到底是迫于环境而群体失语，还是大家一起“分而食之”？可以想见，只要有如此“狮子大开口”的医疗管理者和趋之若骛的医务人员在，纳税人的钱投入再多也很难保障让普通患者受益，搞得不好，正好成为他们搞腐败的一大资金来源。

　　最大的制度性漏洞也是监管漏洞来自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采购和审批环节。管理不规范、监督不严格是医院制度欠缺的主要特征，给腐败制造了一个个“无底洞”。一个院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在药品采购上的决定权与监督权为什么相距甚远？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在医疗行业反腐倡廉工作部署中，想必平时没少强调制度建设，要求对敏感部位，采取互相制约的“人盯人”措施以堵塞漏洞，可是这些停留在会议上，文件里的“贯彻落实”能有多少实际效果？上级职能部门定期检查监督了没有？廉政建设责任状年年签，述职述廉年年搞，为什么不能将搞形式主义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具体环节上而及时发现苗头，早些亡羊补牢？显然，医疗行业商业贿赂问题、医德医风问题不是一两个重点案例的披露就能立竿见影的，整章建制，强化监督已迫在眉睫。

　　当一个医院院长两个月吞下百万元，当医药行业成了商业贿赂的重灾区，当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7亿多元，当医疗领域的“潜规则”正成为一种行业之耻之时，笔者认为，只有从反商业贿赂风暴延伸到大刀阔斧的深化医疗改革，才能遏制医药腐败，才能使老百姓不再对医院望而生畏，而得到长久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