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脱衣讨薪”背后是媒体依赖情结

　　24日，沈阳市于洪区大潘镇“沈阳荣顺达家具有限公司”门口围着黑压压一群人。一名长发青年女子站在工厂大门前，全身只穿着一条红色内裤。青年女子旁边，停着于洪区大潘派出所的警车，一名民警正在同脸色涨红的她交谈。记者了解到：青年女子脱衣示众的目的，是为了讨回8000多元血汗钱。（6月25日华商晨报）

　　知羞耻方成人。依据中国的国情，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听到她的哭诉，也许我们会原谅她的无奈之“丑”：“下午3点多我到这来，老板还是不在！我心一横就把衣服脱了……”那一横心的冲动就是表达无力下的消极自救——如果她按部就班地讨薪，可能无人过问，亦或成本赫人；可是她惊人一脱，却可以招揽关注，轻易地赢得同情。于是，在现实的考量面前，道德与尊严让位给了生活与现实，年轻女子希望通过“出位”的脱衣行为来制造吸引关注的卖点。对于生活贫瘠的年轻女子而言，她更愿意付出的是道德成本，而不是经济的代价。

　　所以，年轻女子的脱衣讨薪其实是一种媒体依赖的表现。她放弃了尊严和羞耻，因为她明白，只要她卖力的“表演”能够成为具有传播价值的公共事件，公众就会投来关注的目光，媒体就会表示报道的热情。相应地，她的苦境也就会顺带着获得最大程度的关注。尽管，这样的关注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解决，但至少她的遭遇可以被人们惦记，也可能会纳入有关部门视野。因此，即使为说出愿望而丢掉了脸面，但也胜过冷漠中的无人过问。

　　媒体依赖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却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正常机制。一方面，在主管部门消极作为的情形下，媒体依赖难有积极作用。当某一事件发生后，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相关部门就会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直到事情闹大了，事态严重了，引起了媒体关注，才敷衍地解决一下。可以说，他们之所以在报道后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应付媒体的监督和舆论的影响而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非报道不解决的消极惰性。而在这种惰性下，同类问题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能够获益的只是媒体关注下的少数个体。

　　而且，将讨还公道的希望寄托于媒体的关怀上也将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向媒体倾诉苦衷以引起注意也是维权的途径，而且短期的效果也显而易见。但是，由于媒体做新闻必须讲究新闻价值，需要报道的内容很多，相似的苦楚不大可能总被关注。一些身背委屈者为了尽快地解决困难，便做出了迎合媒体的出位行为。于是，各种挑战道德和秩序底线的表演应运而生：从跳楼到堵路，从裸奔到脱衣，各种诉求和表达的乱象不断出现。

　　在无助的情形下，依赖媒体是一种无奈之举。所以，媒体关怀下维权闹剧出现的原因，不是媒体的滥情，也不是炒作者的做作，真正的症结在于用工单位和某些部门的漠视和消极应对。如果从一开始他们就尽心地帮助弱者，能够公正地维护他们的权益，我想靠炒作维权的“聪明”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因为，当表达机制完善时，有更体面而且也是更简易的渠道来供他们诉苦维权；此时，他们何必绞尽脑汁地牺牲自己取悦媒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