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庚
山西榆社考生陈力（化名）今年高考估出600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陈力的父亲——榆社县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东生（化名）服毒自杀。陈东生的亲人和乡邻都认为，他是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才走上绝路的。(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陈东升之死，如他的亲友所说，与家境贫穷和上学贵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我又不能不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段事实：“陈东生一家8口人（4个上学的孩子，70多岁的父母），有
6．4亩土地。他们家1年种地的毛收入是2340元。加上陈东生贷款养羊的收入3000元，一共是5340元。”象这样的收入，不要说在山西省，就是在笔者生活的江苏农村，也是举不胜数。如果毛收入5340元的家庭有孩子考取大学，是不是父母就一定会被逼上绝路？恐怕太少。
陈东升之所以选择死，与当地政府的计生工作失责脱不了干系。家有4个孩子上学，别说农民，普通的工薪阶层也负担不起啊。如果仅仅是一个孩子，高分考取大学，做父母的高兴还来不及呢。即便经济上有一点困难，亲友们再支持一下，也不至于走上绝路。我可以想象陈东升的心情：负担一个已经力不从心，还有三个孩子要上学，这苦日子何时能走到尽头？200斤的担子咬咬牙能挑走，800斤的担子他只有揢下，一死了之。
我国的计生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山西也不例外。按照山西省计生条例，没有特殊情况生二胎的，要罚款5000元，生三胎的罚20000元，生四胎的“加重处理”。不知陈东升一家罚了多少钱？以他的经济能力，当然罚不起。当地政府的计生工作或许根本没人管，想生多少生多少。以至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农民的思想觉悟不高，政府的引导、教育和管理就越显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地政府的计生工作不力，乃至放任自流，是害了农民和他们的后代。陈东升之死，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也给我们农村的计生工作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