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恢复收容制度等于向一个阶层宣战

　　一度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收容制度，在废除之后的几年内，却一直没能走出人们的视野。每当涉及社会治安问题，总会有些人带着缅怀的心理，念叨起收容制度的“历史功绩”和现实意义，念叨起废除收容制度的匆忙甚至鲁莽。

　　钟南山，这个与非典作战中有功于人民的科学家，在他的手提电脑广州遭抢后，令人意外地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并且充当了呼吁恢复收容的急先锋。他凭自己的直觉

　　在这种支持背后，我们看到，部分市民对一些城市渐趋严峻的治安形势已经失去耐心，对那些没有稳定工作，流浪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人群，也因此失去了耐心和同情。所以他们那么强烈地支持一个对社会的研究也许没象对自然的研究那么透彻的科学家，支持他在社会治安方面“尽管可能是外行”的建议。笔者十分担心地看到，钟院士的讲话虽然来自直觉，虽然“尽管可能是外行”，但是在他的后面，确实有着十分充分的民意基础。

　　让我们再看看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处理得太轻了，所以这些人能够这么猖狂！”、“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还有前面提到的“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新闻，笔者真不敢相信这种对某个人群充满敌意和杀气的话语，会出自一个自己尊敬的科学家口中。

　　一些城市的治安确实令人担忧，确实降低了无数都市人的生活质量，但我们是否要因此把大批流浪的人群完全地推向社会的对立面？我们是否要悍然把大量居无定所，谋生困难的人员划入“坏人”“敌人”的行列？我们是否要把贫富差距激化为公然的阶层对立，阶层敌视甚至是阶层战争？我们是否已经准备把他们推出和谐社会的范围之外，是否已经准备好对他们拔剑出鞘，宣布开始一场在同一个国度内的残酷战争，尽管它将会是那样的旷日持久、伤痕累累而难以愈合？

　　收容制度把贫困到一定程度的人假定为可能犯罪者，把可能犯罪者假定为钟院士口中的“坏人、敌人”，对他们实行剥夺自由的甚至往往是相当残酷的“收容”。如果把实行这种制度比作一场对特定人群的战争，那么这难道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吗？

　　钟院士说“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他大概想用这种对可能的“敌人”的残酷来避免“对人民的残酷”。这种观点坦率真诚但是令人震惊。这种观点在网络上得到的铺天盖地的支持，则敲响了社会分化走向社会敌视的警钟，这种支持还告诉我们，一旦敌视转化为行动，将会是怎样的不讲情理，不顾良知，也没有道德底线。历史上一次次社会对立带来的人间惨剧，好象某种民族的宿命一样，又向我们展示出它狰狞的笑容。笔者并不想危言耸听，但我们无法回避这一事件已经展示出来的警示意义：靠近国家机器的人群，经济建设中的受益者，从实用主义出发，呼吁国家机器用不公平、不人道的手段对付同一国度中远离体制的千万流民，以保证他们的一夕安枕。

　　如果以前的收容制度的受害者还是少数人，那么现在再实行的话，这个受害的群体恐怕已经大大地扩容了。我们真的要对这个已经大大扩容的群体实行这种制度吗？笔者还想问的是，如果这是一场战争，你们有把握赢得这场战争吗？如果贸然拔剑出鞘，你们还会有安然插剑入鞘的一天吗？

　　治安形势让一些市民失去耐心到这种程度，社会的分化竟然如此严重。这个警钟我们无法回避，现实的矛盾展示了制度选择的两难，是忍受，还是悍然出招？是融合，还是分化？是和谐，还是敌对？我们被逼近某个历史的死角，时代等待着我们理性而又睿智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