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全球化”悖论

　　王鸿刚据报道，日本首相小泉此次访美期间，将提出“日美全球同盟”这一概念。客观地说，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对日美结盟50多年来发展趋势的总结和推进，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并非仅仅是小泉有意缔造的个人政治遗产。但是，这一似乎具有必然性的提升同盟层级的过程，也可能意味着日美同盟中的深层矛盾将逐渐显露，造成日本外交“进退

　　回顾美日同盟5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地区化的日美同盟对日本来讲是最“合身”的。日美同盟几十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将同盟关系定位于地区层次。美日同盟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初是基于双边层次的，结果是日本认为自身被轻视，美国则认为日本发挥作用不够，两国政府都对基于双边层次的同盟关系十分不满。直到20世纪60年代，两国政府将同盟关系进一步拓展，这一两头都不满意的状况才得以扭转。在地区层次上，美日同盟要达到目标的一致性是比较容易的。从共同对抗苏联在亚洲扩大影响，到冷战后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和潜在大国威胁，日本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与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高度的重合性和互补性。

　　但日本现在要走的日美同盟全球化路线，则是一条结果未经充分论证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布热津斯基认为“日本首先是国际的、然后才是地区的”，但这仅仅是从其战略取向上说的。日本经由日美同盟“登堂入室”，虽然提升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层级，但却削弱了其外交调整的灵活性。在缅甸民主化等地区问题上，日美尚且存在利益分歧，更何况在全球范围内？伊朗核问题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日本与伊朗联系甚密，在伊朗利益甚多，此时日本主动要求日美同盟走向全球，信誓旦旦地要在全球事务中配合美国，如果美国要求日本与美一起对伊朗实施制裁甚至采取更加粗暴的措施，日本是否具有足够的回旋空间，确保自己在伊朗的既有利益？

　　日美同盟走向全球，可能还会使日本失去其长期以来一直孜孜以求并高度珍视的东西——在同盟体系内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资格。日本经过将近30年的对日美同盟的经营，大致在美国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获得了与美国基本平等的地位。这一平等地位来源于日本在同盟框架内的贡献，而这一贡献又源自于日本的国力，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力量。试想，囿于军力和软实力等综合国力方面的限制，如果同盟框架延伸至全球，日本作出的贡献能否还像原来在地区层次上时那样令美国满意？自身的实力状况与外部对其提出的战略要求之间出现错位，必定导致日本渐渐丧失其对平等地位的自信。

　　因此，日美同盟“全球化”的这一两难悖论就是：如果日本刻意迎合日美同盟全球化的标准，并努力在全球范围内配合美国的行动，那么其外交调整的空间将被大大压缩。一旦与美出现利益分歧，日本将被迫在确保本国利益和履行同盟义务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而如果日本由于实力所限没有能力完成其在同盟框架内的全球使命，或者为确保自身利益不愿意在美要求的全球范围内作出努力，那么则意味着这种全球化的同盟关系仍然是概念上的，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徒有虚名或根本就是“存在着的无”。要消除这一两难悖论，只有保证日本和美国在同盟框架内的所有全球事务上都保持利益上的高度一致。但这似乎有点超乎想象。所以，美日同盟走向全球，对日本看似风光无限，实则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