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南迁的命令打印在了马林的衬衣上，他将这份命令带到了中国。

　　本报记者周祚通讯员曾伟玉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三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共产国际在中共中央迁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党中央根据什么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日前，记者采访了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见上图），全面解读三大的历史。

　　当时党内重要干部最全的会议

　　三大是一次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在李大钊、张太雷、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众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之下（一大陈独秀、李大钊未参加，二大李大钊、瞿秋白、张太雷、毛泽东等未参加，三大是当时党内重要干部来得最多的一次会议）开得很成功的一次大会。

　　曾庆榴认为，党的一大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但一大决定的一些问题，如搞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排拒国民党等，与当时中国实际并不相符。一大之后，党的思想认识不断深化，认识到：（1）革命的性质要从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到进行国民革命的转变；（2）革命任务要从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一切机器、工厂，由劳动者重建国家，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转变；（3）国共关系要从排拒国民党到联合国民党的转变。这三点认识，在“二大”（1922年7月）前后就开始萌芽并逐步形成了。

　　“三大” （1923年6月）的任务，就是不但要从思想认识上，而且要从政策策略上解决这三大转变，也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国情，总结实践经验，实行观念更新、理论创新和政策转变。所以，三大是一次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的大会。

　　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

　　为何三大要选择在广州召开？曾庆榴认为，首先是因为广州是孙中山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基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南方的印象很好，曾说：“只有广州是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开展工作的唯一地方。”“我们在广州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而且只能在这里公开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和劳动大会。”而且当时广州有着最先进的工人运动，是国民党活动的中心，有助于党中央进行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

　　1922年夏，马林已经向共产国际提出，并由共产国际作出正式决定，要将中共中央南迁广州。中共中央遂迁至广州，在广州筹备并召开了党的三大。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南迁的命令打印在了马林的衬衣上，他将这份命令带到了中国。现在这件衬衣收藏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内。

　　创新性决策：“党内合作”

　　从一大到三大，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经历了从反对合作、党外联合到“党内合作”三次转折。经过充分的酝酿、反复的讨论，三大决定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种“党内合作”的特殊方式，实行同国民党合作，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使国共合作这一政治构想，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共对中国国情认识的逐步深化，体现了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三大最具创新意义的决策。

　　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说：“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而以后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当前形势，并参加了当前的运动。”

　　《中国共产党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致国民党书》（1926年6月4日）说：“本党决定合作政策之初，曾商之于贵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本党亦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之相互关系，数现亦可适用于此种合作方式，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员得加入贵党，同时本党与贵党结政治上之联盟。”

　　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讲到三大，许多人都知道这不是个一团和气的会议，而是“吵吵嚷嚷”的会议。蔡和森、张国焘与陈独秀展开激烈争论的情况，许多书都有记载。历史资料中甚至出现了有人对陈独秀提出“指责”这样的字句。曾庆榴认为，这正是三大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正在于会上允许争吵，允许不同意见的充分发表，允许向主要领导人公开挑战。这个观点也是党史界普遍赞同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党的领袖公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承认自己“犯了很多错误”，这是十分难得的。同时，陈独秀也指名道姓地对一些人提出了批评。如批评张国焘搞党内集团，思想狭隘。这都说明三大是一次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会议，是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国共合作在广州的成功“试验”

　　三大闭幕之后，为贯彻执行三大的决议，广东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在广州进行了一场很有意义的“试验”，主要是按照新制订的国民党章程的要求，组建国民党基层党部，从而为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的全面实施摸索经验。“试验”两个字，是当时的文件写上了的。许多党、团员都按照三大的决定，主动、踊跃加入了国民党，并以主人翁的精神到国民党中工作。这场“试验”为在全国各地实行国共合作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所以说，广州是国共合作的一个“试验区”，在实行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先行了一步，走在时代的前列。

　　三大闭幕后，三届中央委员会致力于推进国共合作。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宣告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中共党史上的“大革命时期”，正是从三大算起的。因三大的召开，国共合作的建立，才有工农大革命运动的兴起，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农讲所等的创办，两次东征、省港罢工的发动，才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这些都说明，三大是奠定国共合作基础，开拓革命历史新时期的一次大会，是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

　　三大是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广州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的历史情况，在以往的党史书上没有写，人们对此了解不多。现在三大遗址和春园经过整理和维修，即将开放，这是很有意义的。三大会址是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被炸毁的。曾庆榴建议，可以在三大遗址立一块日军轰炸广州的纪念碑，或在三大遗址的说明文字上，写上这一笔，作为日军轰炸广州的历史见证。

　　三大会址落成系列报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