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拿钱来买“道儿” 自我安慰是“双赢”“土地爷”只受“可靠人”的香

　　“土地爷”栽了，老百姓解气

　　朱吉生的悔过书

　　本案提示

　　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原主任朱吉生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有土地变为自己敛财的工具，最终落得个可悲的下场。武汉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至2005年，朱吉生在担任市土地中心主任期间，在土地开发、收购、拍卖、置换过程中，先后收受他人和单位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94万余元。因其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法院于2005年12月16日以受贿罪从轻判处朱吉生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5万元人民币，涉案赃款赃物均被没收，上缴国库。

　　在武汉市检察院举办的2006年“举报宣传周”活动中，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原主任朱吉生腐败受贿案被当成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活教材。日前，此案办案人员谈及朱吉生案时仍旧感慨良多：“为防事情败露，朱吉生一直很小心——只收‘可靠人’的贿赂。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最终他还是难逃恢恢法网。”

　　提心吊胆 助老乡成为千万富翁

　　今年47岁的朱吉生，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原系武汉市城市规划国土资源管理局党组成员、武汉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正处级）。曾代表武汉市政府经营土地的关键人物朱吉生，是如何沦为腐败典型的呢？这得从朱吉生的老乡——武汉市华海商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某（另案处理）说起。

　　现年43岁的王某是吉林长春人，先后在海南、广东等一些单位打工。1996年，王某以投资者的身份来到武汉，1997年被武汉市江岸区后湖乡竹叶山集团聘为顾问。在武汉期间，王某时常对外吹嘘自己“曾担任过海南省委书记的秘书”，靠着这些自我标榜，王某在武汉江岸区扎下了根。

　　1996年12月，朱吉生和王某初次相识了，此时的朱吉生，还是江岸区规划土地分局副局长。经人介绍认识后，得知王某是长春人，老乡见老乡，朱吉生顿时对他生出了几分好感。而多年的商海经验，让正在“炒地皮”的王某对朱吉生的职务非常敏感，他意识到自己迟早会有求于朱吉生，开始处心积虑地和朱吉生拉近关系。1999年4月的一天晚上，王某到朱吉生家串门，朱吉生无意提到儿子马上要参加学校春季运动会了，王某马上拿出3000元给朱吉生的儿子买衣服。当年中秋节，王某到朱家过节时，又塞给“侄子”一笔零花钱。对于王某给自己儿子的“零花钱”，因为觉得是朋友，朱吉生并没有多想，也就坦然收下了。在王某的努力下，两人的关系进展迅速，王某成了朱吉生最“可靠”的朋友。

　　2000年9月，朱吉生升任武汉市土地中心主任。而“耕耘”多年的王某也迎来了“收获”的季节。2001年初，王某从朱吉生处得知，武汉市土地中心马上要收购江岸区后湖乡新益村、新春村800余亩土地，并在朱吉生的办公室里看到了政府收购后湖乡两个村土地的报告、规划图纸、征地价格等详细信息。得知这个重要信息后，王某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我打算在政府收购前，低价与村里就被征用的土地签订联营合同，等政府高价收购土地时，从中赚取差价。”“这不是投机取巧吗？”朱吉生心里打起了鼓，但王某极力安抚朱吉生“没事的”。

　　当年4月，王某根据朱吉生提供的信息，以华海公司的名义，分别以每亩10．8万元和每亩11．7万元的补偿价，与后湖乡两个村签订了805．87亩土地的联营开发合同。合同约定，华海公司将在上述土地上投资开发高科技水产养殖、停车场等项目，如遇国家征地，该公司即从国家征地补偿费用中获得一定比例的补偿。当得知王某如愿与两个村签订合同后，朱吉生非常吃惊：“你怎么签下来的？”“给村干部送了好处的。”王答道。

　　4个月后，上述土地被武汉市政府征用，王某在未投资分文的情况下，从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费用中获取了近1800万元。轻而易举地赚了这么一大笔钱后，王某于2001年底请朱吉生一家三口到海南旅游，途中又将10万元送给朱吉生。此时的朱吉生，自然深知这笔钱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王某给自己儿子的“零花钱”了；但钱的诱惑力是如此之大，朋友靠自己的信息轻松赚取千万元，自己收他10万元怎么也不算多。收还是不收？思前想后，朱吉生给王某回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回武汉再说吧。”

　　帮王某赚钱后，朱吉生留下了“心病”。案发后，他在接受调查时说：“我最初的想法是‘两好合一好’，一方面想着可帮王某赚钱且不损害单位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想着王某收购土地时，肯定要与村里谈青苗补偿费等相关费用，等政府收购土地时，就不需要在这方面花时间，能尽快将土地拿下来。每当想起此事时，我就拿‘双赢’自我安慰。”

　　遭人敲诈 主动索要10万元

　　海南之行，朱吉生努力克制住自己，没有收下王某送来的10万元。事隔几个月后，朱吉生却主动给王某打电话，让王帮他准备10万元“急用”。电话里，朱吉生心烦意乱地告诉王某：“我被人敲诈了！”

　　敲诈发生在2002年4月。朱吉生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这个男人声称自己手中掌握着朱吉生的“丑事”，并开出了12万元的价码要求朱吉生“买”下自己的“丑事”。想到自己总归是不太干净的，生怕确实有什么把柄被对方握住，朱吉生没敢报警，选择了“蚀财免灾”。但上哪儿去弄这么一大笔钱呢？紧急之下，朱吉生只能以急用为名找亲属借了10万元钱，按要求存入了敲诈者所指定的账户。收到钱后，敲诈者果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纸借条提醒朱吉生，自己还欠着亲属的钱。借债还钱，这次找谁呢？“老王！”思前想后，朱吉生的脑海里冒出了一个人。得知朱吉生被人敲诈之后，王某马上问需不需要自己出面将事情摆平，朱吉生连忙制止，只是让王某借给自己10万元钱，王某立即照办。

　　朱吉生主动开口后，王某觉得事情好办多了。2002年12月的一天，王某请朱吉生夫妇一起喝早茶，在闲谈中，王某轻描淡写地提出：“你们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我送30万元给你们养老或者给侄子上学用吧。”因为此前已收下王某的10万元钱，这一次，朱吉生没有推辞。当天，细心的王某还开车将朱吉生夫妇送到长沙，专门找了家有保险箱业务的银行，将30万元钱全部放进去。“这样更安全一些。”这是王某和朱吉生共同的认识。

　　受贿谨慎 “靠得住”的钱才拿

　　落网后，朱吉生对自己的受贿作了辩解：“我平时工作忙，对妻子关心不够，我想通过给她钱的方式来补偿她。再加上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也想搞点钱。现在想来，真是糊涂到极点，后悔都来不及了。”

　　在同事眼中，朱吉生确实把事业看得很重。他工作很努力，兢兢业业，一心扑在工作上，人也不爱张扬，就连开发商都对这个总是挂着一脸微笑的“土地爷”颇有好感。朱吉生刚到土地中心工作时，还是能自觉抵制诱惑的，对别人送的礼金红包，实在拒绝不掉的一律上缴单位纪检部门。据不完全统计，朱吉生在担任市土地中心主任的几年间，曾向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上缴钱物多达75次之多，价值总计200余万元。但因为手里掌握着实权，在朱吉生任职期间，先后有上百家房地产开发商想与他攀上关系，要敲开朱吉生的门。在各种糖衣炮弹的攻击下，朱吉生的防线渐渐破损，他的人格缺陷也开始慢慢暴露出来。

　　武汉市土地中心的职责是代表政府收购和出卖土地，掌握着实权的朱吉生，自然是开发商们眼中的“香饽饽”，为了巴结讨好朱吉生，开发商们用尽心思。而对于开发商们的百般拉拢，朱吉生心里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在交代材料中说：“由于我职权的重要，房地产开发商千方百计要攻克我这个堡垒。我还是想抵制，但最终经受不了金钱的诱惑，收了他的钱，教训是深刻的。”

　　防线日渐崩溃的朱吉生，终于开始“笑纳”红包了。但谨慎老到的他并非来者不拒，他受贿是论对象的——只有“信任”的老乡、看得见实力、有政治地位的行贿者，他才肯“来往”，才心安理得地接对方的钱，他认为这样“靠得住”、“很实惠”。

　　审计风暴 “土地爷”这下落了网

　　“收人钱财之后，朱吉生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办案人员说，“朱吉生一直在担心会因王某而使自己身败名裂”。

　　其实，从2001年，朱吉生将政府要征用江岸区后湖乡800余亩土地的内幕信息透露给“自家人”王某，帮助王某狠赚了一笔后，他就隐隐感觉生活中多了一枚定时炸弹。“这件事，是我这一生中干得最糊涂、最没有名堂的一件事，是非不分、不讲原则，最终导致我违纪违法！”落网后，朱吉生不止一次这样哀叹。

　　2003年，国家审计署武汉特派办事处在审计武汉市2001年至2002年国有土地出让金过程中，虽然是例行审查，却使有“心病”的朱吉生成了惊弓之鸟，他马上提醒王某注意。当年8月，王某涉嫌经济犯罪的相关材料被移送至公安部门，王某本人则玩起了“失踪”。走之前，王某告诉朱吉生，自己“想到国外去”，这多少令朱吉生有些安心：“走得远好啊，但愿王某永远也别被抓到。”

　　两年之后，朱吉生的希望破灭了——2005年2月4日，王某在广东被警方抓获，随后，王某供认他曾向朱吉生行贿40万元，同时浮出水面的还有多名村官——后湖乡新益村村委会主任唐某（已判刑）、新益村党支部书记谌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新春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新春村党支部书记胡某（已起诉）、后湖乡党委书记张某（已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无一例外地在与王某“合作”时，收受了贿赂。

　　去年2月16日，听到王某被抓的消息后，朱吉生面如死灰。他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当晚11时许，朱吉生回到家，满脸惊慌地看着妻子，然后吩咐：“王某可能被抓了，估计很快就有人来查我的经济问题了，你快将家里的钱、存折、有价证券全部收拾一下。”尽管已是深夜，但夫妇俩毫无睡意。2月17日，朱吉生被“请”到了纪委，经过政策攻心，他写下了43页的交代材料，历数了多项受贿事实——最后一笔发生在案发前三天的2月14日下午，武汉一家房地产公司经理请他吃饭时，送给他1万元购物卡。

　　记者手记

　　学会交朋友

　　一个曾经代表市政府经营土地的关键人物，为何成了腐败的典型？

　　纵观他的犯罪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几轮选择——刚到土地中心时，朱吉生曾经十分谨慎。但随着权力的扩大，他开始有选择地与一些开发商交朋友。必须是老乡，看得见实力、有政治地位的，他才“来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靠得住”。

　　办案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盲目交友，重朋友义气，在工作中以感情替代原则，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原因。“他不想想，不是看中他手中的权力，谁会用重金来和他交朋友呢？”王某是朱吉生多年的朋友，朱吉生将政府收购后湖乡两个村土地的信息和收购底价告诉王某。王某才先与后湖乡两个村签订了联营协议，赚取了巨额差价。为感谢朱吉生，王某送给朱吉生人民币40万元。

　　广交朋友本无可厚非，但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交朋友？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