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园里的王安石

　　□李雾

　　一

　　明天6月30日，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H.Summers)就要正式离职了。他在2月份宣布辞职时，震动了全美学界。人们曾经认为，今年才51岁的萨默斯，合当掌舵

　　像王安石一样，萨默斯聪明透顶，学业骄人，还在前总统克林顿任内当过财政部长；也像王安石一样，他常有怪异骇人之举。萨默斯辞职的原因是他跟太多的教授关系太差，难以继续领导。而引起教授不满的导火线，前有去年1月关于女性学术能力的发言；现有今年2月很得教授好感的文理学院院长威廉·柯比(WilliamC.Kirby)的辞职。柯比是制定教改方案的负责人。萨默斯去年招惹了女权主义，被迫因政治不“正确”而频频道歉，反对他的教改设想的教授们胆量大增，借机反攻。计划本学期提交教授表决的教改方案，比起前年4月的草案来(参见拙文《哈佛新世纪教改的启示》，本报2004年8月26日)，具体要求大幅后退。萨默斯最要加强的方面，全部被反对派教授坚持成了放羊课：建议各系开设，但不作必修要求，相信哈佛学生成熟并优异，他们会理解这些内容的重要而踊跃选修。

　　旨在强化学业要求的课程改革，搞到比不改还宽松，想来萨默斯要绝倒。他自然会对柯比有看法，教授们自然要怀疑他逼迫柯比辞职，虽然柯比坚称是自愿。

　　其实萨默斯也是多事。哈佛的学生，不管怎样教，大概都会成才的。曾有研究者发问：名校的高学费是否物有所值？他们把那些被美国长青藤大学录取、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读了学费远为便宜的其他好大学的学生，与长青藤大学毕业生比较，发现毕业10年后的收入，两者并无显著差距。换句话说，如果你优秀到能被哈佛录取，你在家门口读所不那么差的大学，将来一样是社会栋梁。所以哈佛的课程未必就决定了哈佛学生的未来。萨默斯是野心太大，想为美国高等教育树立新世纪百年法式，才以哈佛为样板而试图大动手术。

　　二

　　教育历来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给学生一篮鱼，一是教学生如何捕鱼。教改的钟摆，就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而言，总是在“鱼”和“渔”这两条路线间晃动。美国当前的教改方向，不论中小学还是大学，都是从渔到鱼。他们与我国恰恰相反，我国当前所提倡的教改方向是从鱼到渔。我们在参考美国的经验时，务必注意到这一方向性的不同。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进入了“信息时代”。各类经济活动中，高科技的成分越来越重。相应地，对工人和职员的教育程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工商界对美国的教育，有两大头疼问题：一是质量普遍低下；二是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有兴趣的学生太少，无法适应高科技的需要。在工商界的高调呼喊下，布什总统入主白宫仅3天，就宣布了“一个不能少”(NCLB，NoChildLeftBehind)的教改立法计划，并在2002年1月签署成为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全国从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都要接受英语、数学的州级知识性统一考试，并按学生考试成绩，排定学校优劣，而优劣等级则有关于联邦资助。

　　去年9月，美国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Spellings)邀请了19位学界、工商界名流，组成一个未来高等教育委员会，研究促进高等教育的政府措施。有些成员竟然提出，对全国大学生进行知识性统考(类似我国英语四、六级考试)，看看各大学到底能让学生学到些什么。

　　萨默斯的课程改革，也是要学生多吃几尾鱼。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鱼代表，大概要数哥伦比亚大学的“伟大经典”(GreatBooks)，直接要求学生读柏拉图，读莎士比亚。哈佛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虽然划定了大的范围，学生必须在文学艺术、科学、历史、外国文化、社会分析等11个领域内至少挑选7个领域，各修1门课；每门课的具体教学，却是以渔为主，强调分析方法，教学内容则由教授自己决定。“伟大经典”之弊，在于不知如何渔；“核心课程”之弊，则在于不知什么鱼美味什么鱼有毒。当然，这是很简约的比喻，好的教授，谈渔亦辨鱼，论鱼必示渔，他们会有机地结合鱼和渔。但是，即使每门课单独看都很优秀，长久地执行某一教学系统，其积累效应也可能出问题。

　　试看一个与我国有点关系的例子。哈佛“核心课程”的文艺领域分三类：A.文学；B.艺术；C.文学艺术史。三类中各有一门中国文化课。A类那门最有趣，“帝制中国的女作家”，介绍班昭、蔡琰、鱼玄机、李清照和吴藻等女诗人。女性、少数族裔和同性恋文本，是西方学院左派“文化研究”的热点。教授挑选与自己研究兴趣相接近的题材作教材，这也可以理解。只是一个美国学生上了这门课，或许能学到一些辨别文学作品中女性独特声音的分析方法，如果他毕业后到我国谈生意或办外交，试图以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识来赢取好感，这门课却是几乎无用的，因为他的知识范围与一般中国人相差太远。

　　三

　　孔老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如鱼，思近渔，在老夫子看来，有了知识不会分析，只是糊涂而已；缺乏具体知识，却因无知而无畏，乱分析乱套用，则要办坏事情很危险。

　　萨默斯提出的四大教改要求——熟悉西方经典，懂得数理统计，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国际经验——都是推动哈佛学生掌握更多更具体的知识，免得这些未来的领导者，因思而不学，殆及美国各行各业的全球竞争力。但是，要求文科生也懂得数理统计，这对学生的智力是很大挑战。而掌握一门外语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即使在哈佛，也不是每个学生都愿意或能够做到的。西方经典固然是美国民主之源头，但哈佛早已不是40年前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乐园，学生成分已接近美国人口组成，而且美国整体社会风潮已偏离“大熔炉”而走向“多元化”，再要以西方经典来塑造一种共同文化，已经不符合美式“政治正确”。也因为哈佛生源多元化，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很容易地获得国际经验的。

　　而且，对教学范围的具体规定，势必限制教授的讲课自主权，必然遭到某些甚至大部分教授的强烈反对。当今美国大学里，已经找不到足够的教授来传授某些传统课程———就像我国现在也找不到足够的合格教授来讲解伟大的古诗人。

　　面对如此困难的教改任务，萨默斯虽有个人魅力，能够依靠支持者，却终因嘴巴太大，无法团结观望者和说服反对者，只能黯然下台。

　　说来王安石还比萨默斯幸运。虽然宋神宗一死，新法全部作废，从熙宁三年(1070)为宰相，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薨，王安石的改革，到底还有15年的实践。萨默斯则是通过教改“新法”的机会都没有。一些支持萨默斯的教授说：柯比的方案使教改大失败。他们只能希望，下一任校长也有萨默斯的魄力。(P1168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