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精神赔偿”入“交强险”的进步与缺憾

　　6月28日，中国保监会向社会公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其中的一大“亮点”是，条款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一项中规定，在5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丧葬费等11项费用，以及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与以往保险公司车险条款，一般都把交通事故中精神损害列入“责任免除”范围的

　　其一，虽然该条款认可了“精神损害抚慰”的正当性，但这一赔偿显然还是附庸性的——无论是行文措辞，还是“法院判决或者调解”的程序性前提设置，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意味着，“精神损害抚慰”虽然应该，但与“丧葬费、死亡补偿费”等赔偿项目相比，既缺乏作为一项独立赔偿项目的地位，又在获得赔偿的途径上额外增添了程序上的复杂性——不经法院判决或调解，赔偿便无法成立。这样一来，在现实中，精神赔偿的不确定性以及获得赔偿的成本，必将增加。《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表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精神利益其实也是一项基本的独立的公民权利，那么，相应的，对造成这种尊严、利益损害的赔偿——精神赔偿，就必然与其他物质赔偿一样，也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赔偿内容，不应有界定和程序上的“另当别论”。

　　其二，该条款的“精神损害抚慰”仅仅只在“5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列出，而“在8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项下”，却并无“精神赔偿”一说，这无疑让人感到困惑和不解——难道只有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必须在8000元限额以上，才值得精神赔偿，否则，就“不配”给予精神赔偿？无疑，这样的精神赔偿逻辑，无论是从情理还是从法理上讲均是难以说通的。

　　“人本身就是尊严”、“必须按照人的尊严去看待人”，思想家康德如是解释人与其精神尊严的关系。显然，依据这一解释，赋予我们的法律规则对社会秩序调整中精神赔偿更多关注，不仅关乎法治的权利品质，而且关乎一个社会如何看待和理解人与人的价值本身。

　　张贵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