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北京编辑）
6月25日《新京报》发表社论，认为执法机构地位明晰乃反垄断法关键。理由是：即使不反行政垄断，而只反一般商业垄断，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垄断执行体系，该法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在反垄断领域，大量执行活动由具有行政性质的机构承担。
当然，反垄断离不开行政机构的巨大作用，但笔者同时认为，反垄断不能完全寄望于确立哪个专门的反垄断行政机构；否则，会形成事实上的法律问题行政化，不仅不利于反
垄断和法治建设，反而会出现更为复杂的部门利益争夺和“去法治化”的危险。
过去，我们的不少立法行为没有脱离泛行政化的思路，不仅立法过程通常由行政力量主导，而且法律的最后执行也往往寄望于某个具体的行政机构。也就是说，将具体的执法权力授予某个行政执法机构，而公众启动法律的权利往往被搁置，或者对他们启动法律程序设置了高门槛。其结果是：行政部门可以充分运用法律的授权设立、调整机构，且由于机构与机构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自我扩权现象，形成叠床架屋、交叉行政现象；大量法律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变成了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竞争。
尤其是像反垄断法这样的法律，它牵涉反垄断的根本要害———反行政垄断。如果将反垄断完全寄希望于行政部门，反垄断的问题将可能变成权力之间的“游戏”。而反垄断原本意义上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微小经济体与垄断企业之间的关系，则有被束之高阁的危险。
因此，笔者寄希望于能让公众和法院成为反垄断法的执行主体，在具体的法律条文设计上，赋予最自由、最充分、最低门槛的普通公民启动该法律的权利。如此，将是我国立法思路的重大转折，而法律也将成为公众权利的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