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隋炀帝开凿运河之因

　　郭志坤作品集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已经启动了。考察团将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是大运河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全程考察。

　　由此引发了对开凿大运河原因的议论，有“贪恋江都美景”之说，有“搜括江南财富”之说，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之说，有“攻打高丽”之说。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其部分段落始建于春秋时期，至隋炀帝时全线开凿贯通，经唐宋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元代形成现在的规模，明清两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改造和整修。

　　对于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动机，自古及今，见仁见智，多所争论。

　　也许是“旅游热”之效应，有不少帖子认定“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贪恋江都美景之果”。将“想游玩江都”视作隋炀帝开凿运河的惟一动机，那是失之偏颇的。但是，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毕竟是有其个人欲望的。张昆河在评论隋炀帝开运河时说：“按理言之，实皆有利于国家民生，然出于君王游幸之意，且操之过急，民力疲弊，遂为亡国之虐政矣！”（《禹贡》7卷123合期）说隋炀帝贪恋江都之美景，这是事实。当年，隋文帝因为晋王杨广有平陈之威望，将他从并州总管调往扬州，任扬州总管，镇江都。杨广在江都的时间不算短，从开皇十年（公元590年）任扬州总管开始，直到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他被立为皇太子后，才离开江都，前后有十一年之久。当时的江都郡，是个繁荣富庶、人才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曾享有“天下第一”的盛名。洪迈《容斋随笔》》卷9《唐扬州之盛》曾说扬州“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诗人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诗中说：“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可见“扬一益二”是当年流行的谚语。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江都郡辖有十六个县，是当时江南地区辖县多、人口众的雄藩大郡。从遗留下来的杨广咏扬州的诗文来看，杨广喜爱江都，不仅是因为江都是个雄藩大镇，还有所喜欢的江都春江花月之美色。他的《春江花月夜》诗的第一首云：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这首诗确实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传说《春江花月夜》是陈后主叔宝所创之调，但其作品于今已不传，杨广能用它咏扬州之景色，说明他具有相当的文学素养。

　　隋炀帝留恋江都、欣羡江都、三下江都是有历史根据的。所以，唐宋人的传奇小说，如宋人作《开河记》等写隋炀帝由于怀念江都美景，并为挖掉睢阳王气，而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但这仅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动机之一，不能视作根本原因，更不能看成“惟一原因”。对此，唐人许棠已看出了隋炀帝当时开通运河的真实意图了。他在《汴河十二韵》说：“昔年开汴水，无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宁独为扬州？”隋炀帝坐镇江都十余年，贪恋江南之物产，固然是一个方面。隋炀帝开凿江南运河也说是“欲东巡会稽”，这种巡游，固然有享乐成分，如三下江都，但不可能一概以单纯的享乐视之，否则，西巡陇右和北巡雁门就无从解释，因为那些地方并非“游幸之地”。开凿江南运河前一年，隋炀帝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资治通鉴》卷181）在此十分明确讲了两层意思：其一，隋炀帝凿运河是与巡游联系在一起的，他不愿“坐深宫”，他要沿河到各地去“察看”；其二，隋炀帝开凿运河想从根本上解决新建王朝“不能长世”的问题。换言之，隋炀帝四出巡狩，主要是想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的古训，履行帝国天子职责，通过巡游了解下情，巩固统治，而不愿效南朝“亡国之君”。此“巡狩”显然不是单纯的享乐、游玩，而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的示威。

　　有的论著说，隋炀帝采取断然措施，开凿大运河的动机“纯属搜括江南财富和个人巡游享乐”。用“纯属”两字判断动机的惟一性，也是失之偏颇的。持有此论者否定了开凿运河和攻打高丽的关系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资治通鉴》有一段话：隋炀帝将幸江都，“以诗留别宫人曰：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乍看隋炀帝征高丽是在开凿运河之后将幸江都之时的偶然决策。其实不然。隋炀帝这句诗，实际上是一种“戏言”。征辽这样的大事，哪里可能是“偶然”的呢？隋炀帝对高丽的征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的偶然决策。据《资治通鉴》记载，当隋文帝知高丽王高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后，就曾赐玺书斥责高汤曰：“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并警告说，王若不“洒心易行，率由宪章”，“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胡三省注曰：“自时隋终以高丽为意。”（《资治通鉴》卷178）直至开皇末，隋朝君臣“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隋文帝的决策显然影响着隋炀帝，隋炀帝自己也把征高丽称作“承先旨”（《隋书·艺术传》）。当年杨谅等率百万之众，攻打高丽，因“馈运不断，军中乏食”等原因而惨遭失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此为军事常识。“承先旨”而征高丽的隋炀帝也深明此理。所以，隋炀帝即位后，首先下令开凿南北大运河，以适应攻打高丽的需要。据《隋书·阎毗传》载隋炀帝“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这里充分说明，隋炀帝开凿北运河是有其攻打高丽的军事目的的。

　　有的论著说，挖掉睢阳王气“实为隋炀帝兴工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实为”两字又言重了，把其他因素又排斥了。据明齐东野人所编《隋炀帝艳史》云，听得耿纯臣奏，睢阳有天子气现，昔秦始皇时，金陵亦有王气出现，始皇使人凿断砥柱，后来王气遂灭。如凿河从睢阳境中穿过，天子之气必然挖断。此河一成，又不险，又不远，又可除此一段后患，岂不美哉。隋炀帝听后甚喜。于是决定凿河。在《艳史》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凿到了雎阳境时，有一所古时的堂屋拦住了运河的开凿，四周都是白石砌成，十分坚固，用锹锄铲锤，无动分毫，传令石匠去凿，也不曾凿一个痕露。在门上，用绝大的石柱板挂起来去撞，也无动分毫。在《隋史遗文》又作演为人之阻拦。当运河凿到睢阳时，令城中百姓搬迁，拆毁房屋以利兴工。城中官民不肯，纷纷向河官要求改道，其中一百八十家大户，凑有黄金三千两去进贡官吏，以求改道。河官搬出圣旨，说是奉旨开凿此城，泄去王气。明代小说源于唐人传奇《开河记》，小说固非信史，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习俗”，所谓凿穿王气，实质反映着巩固隋王朝的强烈要求。

　　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的动机和目的不是单一的，应该说，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所以，对此要进行综合分析。综合分析法是数学解题思想中最基本的方法，同时也是看待历史事件的历史唯物论。所谓综合法，是指“由因导果”的思想方法，所谓分析法，是指“执果索因”的思想方法。这两种思维都不是从一方漫无边际的发展，而是在综合因素所作的探索。开凿运河的动机和目的既有贪恋江都美景的动机，又有搜括江南财富的目的；既有耀兵江南、挖掉王气的动机，又有攻打高丽的目的。其工程是伟大的综合工程，其动机也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其主体动机则在于促进南北经济的发展，以巩固其统洽。这一动机，也许对隋炀帝个人来说是并不明晰的，但作为一个统治集团，是考虑到这一点的。

　　凡事仅有主观动机，而没有客观条件相配合，也是难以完成。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这件大事也不例外。拙作《隋炀帝大传》对当时开凿大运河的条件有所叙述，其条件是：一，南方经济之发展，二，割据政权之消除，三，开凿技术之积累，四，有贯通南北水运的某些基础。

　　开凿运河在隋代乃至中国厉史上，是一件大事。没有主观的动机，就会贻误时机；有了动机而无条件，事情就办不好，到隋代，条件是具备了，隋炀帝开凿运河的决心是大的，于是这一大工程在数年间兴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