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实行“三退”是监督法有效的前提

　　监督法草案进入审议。甭管啥时候审议完，咱斩钉截铁地说，要那监督法有效，就必须首先实行“三退”，否则，那法规很可能就是个纸上谈兵，根本无效。为啥呢？因为监督是执法，是法律授权的和带有强迫性的执法行为，它的起码而又起码的要求，就是要防止利益冲突和要公正公平。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若是自己监督自己而不是独立第三者执行监督，那就很难满足那个起码要求。可现在的状况，却就是利益混淆、没有独立第三者执法监督的体制制度，难以做到公正公平。所以呢，咱说了，实行“三退”是监督法有效的基本

　　第一退：行政官员兼职人大政协代表的，只能任职其中之一，或者退出人大政协、或者退出行政官职。一县长或局长，同时是人大政协的，自己监督自己，能保证公正公平吗？遇到涉嫌违法乱纪行为的问题了，能自己审查自己、调查自己、向自己报告、对自己检举起诉、对自己宣判和处理自己吗？那好象是演活报剧，根本不行的。扩展些说，副局长担任监督，对象是局长，那副局长要不要向局长报告和服从局长行政命令？若是，那监督不等于是自己监督自己吗？再扩展些说，老公是县长，老婆是县人大的和搞监督，那夫妻枕边说说话，不就把监督弄成家庭私人事务、自决自断了？所以呢，这一退是必须有的，舍此，监督法很可能无效。

　　第二退：企业家兼职行政官员或人大政协代表的，只能任职其中之一，退出其它其它两者任职。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防止假公济私。想想看：一房地产老板兼人大政协代表，在监督城建土地项目和银行贷款的时候，那老板为自己利益、能忠实执行监督法么？不可能的。就算那老板尽力而为，社会也还是因为利益相关而给那监督的公正公平打个大问号。实际例子更说明问题。以前，有位企业老板兼人大政协的，在强国论坛嘉宾活动中，就明确表示他搞“物权法”立法建议就是为了私企商业利益，而民众社会利益都是其次、甚至不考虑的。再有个例子，企业所有人杨澜也是兼职政协委员，在搞“慈善法”建议，她就明目张胆地要搞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法规、以便她夫妇能以非商业“慈善”名义为商业性收入享受“全额免税”。两个企业家兼职人大政协，搞假公济私已经到了无所畏惧和公开化的程度了（要在法制国家，他们早被法治而离职了），那样的人在人大政协和政府行政部门有多少？数不清。如此状态，您还指望那些公私不分、甚至明目张胆地假公济私的兼职人搞什么监督？去搞搞笑还差不多。

　　第三退。没经过法律授权的组织机构和个人，一律退出监督活动。这可说太多，咱就特别讨论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有个说法叫“新闻舆论监督”，未经法律授权，一新闻媒体就成了监督执法机构、里面的记者编辑自动就成了监督执法人员。赫赫，那还要检察监察和司法部门干啥呢？再说了，既然允许某些新闻机构自动成为监督执法机构，那咱也成立个报社、是不是咱和咱的员工也都自动成为监督执法的了？若不可以，那就有个问题了：某些新闻机构可以、而某些新闻机构不可以搞监督执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更绝的是，有“红头文件”，说是涉及到“舆论监督”的新闻报道评论要经过有关部门负责人审批。嘿嘿，这不就是给被监督的一方对监督者一方授予封杀大权么？

　　多年了，咱在论坛等地方说了许多回了：新闻舆论监督盛行是法治无效和民主法制建设不到家的反映，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要国家健全和社会平安，那就要各司其职、要有个“有序”的国家和社会，而不是搞无序乖次的东西。说更明确些，国家法规明文规定，检察监察等等法律授权的机构才有权接受举报和处理举报，而新闻媒体和记者编辑是搞新闻的，并非是法律授权的执法机构或执法人员，他们无权接受、处理和披露举报，更无权搞监督调查和当审判官搞宣判式的报道评论，所谓“新闻舆论监督”活动是违犯国家法规的。若允许那种活动行为盛行，那就无异于“执法犯法”，您还有啥资格权力要求被执法对象去遵纪守法呢？

　　说来说去，那“三退”的共同点，就是分权而治、回避和防止利益冲突、维护国家法律和执法机关的权威。别以为这都是西方东西，中国早就有分权而治和回避制度。而利益混淆、假公济私、社会无序和乖次等等，弄得国家法规如同废纸一张，给中国带来国家动荡、社会不安、甚至王朝覆没的历史教训例子，也是多得很。看历史、看现在，嘿嘿，咱就是斩钉截铁地说：要监督法有效，首先实行“三退”是个基本前提。咱是个政治外行，都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了，想必那些政治家和管理国家大事的人比咱更清楚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