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低薪胥吏”与“高薪养廉”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古代中国，之所以“高薪养廉”对于制止政府官员的腐败不能有效，与中国当时是一个设官分治的农业国度有直接关系

　　把胥吏和高薪养廉摆在一起，估计学界的专业人士会骂我疯了。不过，在我看来，

　　胥吏是古代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按道理，胥和吏本非一回事，吏是不入流的下级官员，胥则为官府里的充役之人，二者有着官民的分殊。可是自从宋代官吏分途以来，正经八本的读书人羞于为吏，在人眼里，吏也就逐渐跟胥相混淆，被混称胥吏。胥吏包括六房书吏和三班衙役，类似于今天的科级，但他们不被人们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不仅如此，他们还被称为“衙蠹”。几乎所有的官场恶习，欺上瞒下，敲诈勒索，都跟胥吏有关。

　　但是，胥吏是离不了的，无论什么时代，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胥吏都要占绝对多数，十倍，甚至数十倍、百倍于政府官员。清朝中叶以后，州县的衙役和书吏，少则数百，多则上千。政府的运转，实际上是胥吏在推动。

　　其实胥吏的为害，各个朝代都知道，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有时甚至低到了象征的地步。常识告诉我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所以，象征性的工资，就等于默许他们自己想办法。当然，凡是跟权力沾边的所在，总能生出银子来。既然上面不给银子给“政策”，那么这些人捞过了头，也就算不上是原则性问题，顶多是制度设计者的自作自受。

　　话到此处，肯定有人会问，既然胥吏之害根源如此清楚，怎么就没有人想法解决呢？换句话说，给他们足以养活家小的工资不就结了吗？答案是，在那个时代，不可能。

　　在一个设官分治的农业国度里，政府的财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机构的征收能力。一般来说，征收的钱粮归机关中的个人时，机关中人的积极性最强；征收归机关，个人的积极性次之；征收归国家，个人积极性最差。也就是说，交国库的这部分，是地方政府中人最没有热情去征收的。如果国家统一发给所有政府机关中的人足额的工资，势必要在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的同时，削弱机关中人征收的积极性，造成国库收入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往往要尽力缩小政府机关人员“吃财政饭”的比例，以减少国库的压力。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不能变成“吃饭财政”。将“吏”排除在官员队伍之外，压低“胥”的社会地位，给他们一点微不足道的补贴，甚至对官员也采取低薪政策(最极端的是元朝，各级官员统统没有工资)，无非是把负担丢给了官员和非官员的政府中人自己。

　　当然，这种“给政策”或者说政策默许的做法，弊端也很明显。最大的危害就是容易造成竭泽而渔，激起民变，导致统治危机。好在，默许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可以随时收回。县以下地方的乡绅自治，以及无所不在的监察制度以及机构和官员之间的制衡，也可以比较有效地把这种出自政府机关中人的积极性抵消一部分，地方正印官也会由于纱帽的关系，自聘幕友，“看”住书吏和衙役，至少在朝廷的制度还没有老化，年景还太平的时候，这种“给政策”的做法还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危害。当然到了王朝末期，制度老化，所有制约机制失效的时候，各级政府中人的“积极性”就会爆发式地显露出来，造成雪崩式的官逼民反效应。

　　从另一个角度讲，在一个同样的农业国度里，当只有在政府里工作才是获利最多，而且是最稳定职业的情况下，政府机关是不可能不膨胀的。如果把正式官员的员额硬性固定下来的话，那么吏和胥队伍就要扩张。明清两代，尽管吏的门槛一再提高，缴纳银两逐年增加，但乐意充任者依然挤破门，有的人，宁可借贷，也要充吏。衙役也是如此，没有人在乎其法律地位的低下，市井中人甚至城郊农民往往求一位而不得，于是正役之外有帮役，帮役之外还有白役。

　　在这种情况下，高薪养廉惟一的出路，就是压缩政府机关中的人，但是压缩只能压缩正式的官员，那些半正式的政府机关成员吏和胥，以编外的形式膨胀，是根本挡不住的。压缩不了人，只好中薪、甚至低薪养廉，但依旧挡不住人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所以说，高薪养廉，只能是工商社会才能做到的事情。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