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为历史真相而战

　　文/本报记者黄丽娜

　　77岁高龄的她不忘大屠杀惨剧，面对“假证人”的污蔑，她充满勇气赴日本回击

　　今天，已经77岁高龄的夏淑琴老人再一次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打一场关于是否侵犯她名誉权的官司。而官司的背后，则是又一轮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到底为何的较量

　　一个普通的人，当她成为背负一段历史真相的见证人时，她所承受的压力往往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更何况，夏淑琴所背负的是1937年，是一座城市变成人间炼狱，是30万人枉死在屠刀下，是中华民族最苦痛的一页历史———南京大屠杀。

　　七十年来的恐怖记忆

　　“我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

　　这不是夏淑琴第一次去日本。

　　1994年8月初的一天，当时65岁的夏淑琴第一次坐上了飞机，她的目的地是日本东京。那一次，她是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前往日本参加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讲述她自己的亲身遭遇。

　　在上飞机之前，老人说她心里很害怕：“我不是怕坐飞机，我是怕见日本人。”因为夏淑琴对日本人的记忆，还停留在1937年12月13日的那个上午。当时的夏淑琴只有8岁———

　　那天早上，一家人刚刚吃过饭，就听见门外传来了一声声用脚踹门的声音。夏淑琴的祖父母慌忙地将她和她的大姐、二姐以及四妹藏到被窝里。紧接着，她家的门被日本兵踹开了。

　　躲在棉被里的夏淑琴，黑暗中只听到一阵阵急促的枪声和亲人的痛苦惨叫。随后，她们四姐妹所躲藏的被子被日本兵掀开了。只有8岁的夏淑琴，眼睁睁地看着日本鬼子举起刺刀向她们姐妹几个捅了过来，随后，身中三刀的她失去知觉昏死过去。

　　大约黄昏时分，夏淑琴醒来，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伤口阵阵剧痛，她的脊背上被戳了一刀，胳膊上被扎了两刀。她一伸手，摸到的是祖父母的脑浆；大姐死了，不仅身上没有一丝衣裳，而且下体里还插着一根拐杖；二姐死在大姐旁边，衣服也全被撕开了，只有年仅4岁的妹妹还活着。来到院子里，夏淑琴看到了母亲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衣裳，下体插着一个香水瓶子；母亲旁边，躺着尚在襁褓中的小妹妹，已经死在了血泊中；她的父亲则倒在大门口。

　　一家九口人，只半天时间，就只剩下了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两个小孩子躲在家里，仅靠家中一点剩余的锅巴充饥，艰难地生存了14天。

　　“我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孩子。”夏淑琴这样告诉来采访她的记者。

　　为了那次的日本之行，老人特意做了三套新衣服。这是她一生中做新衣服最多的一次。老人告诉记者：“我家里是穷，但我不想让日本人看笑话，我要体体面面到日本演讲。”

　　忍受痛苦坚持当活的历史证人

　　两个人两本书让老人愤怒了

　　夏淑琴可能从没想过，今天，她会以另外的身份再次踏足那片土地———一个被质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个心怀叵测者口中的“假证人”。

　　1937年发生在夏家的惨状，被从安全区回来的邻居告诉给了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马吉，马吉事后拍下了录像；而著名的《拉贝日记》也记载了这一事件。战后，这些作为证据，用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中，以判决书的形式确认了夏家被杀惨案。

　　从那时起，夏淑琴开始成为活着的历史证人。

　　近70年过去了，战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留给夏淑琴的，却是永远抹不去的惨痛记忆。每每回想起那一天，老人总是会哭泣：“就在一个上午，一下子就没了七口。就一个上午啊。”这是在以怎样的顽强和深刻的责任感，让这段记忆固执地活下去啊。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同为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的松村俊夫，分别通过日本展转社出版了两本书：《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在书中，夏淑琴、李秀英等人被描述成了“假证人”，作者更指夏淑琴是“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象出来的””，他们“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而南京大屠杀，更被描述成“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

　　这样的说法，让夏淑琴、李秀英这些已经风烛残年，在痛苦的记忆中几乎煎熬了整个人生的老人们无法接受。

　　只想问日本右翼作者“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南京起诉开先例

　　2000年，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权和中国人的尊严，在律师的帮助下，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了这两本书的作者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要求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立即停止对她的侵害行为，在中日两国各主要报纸上赔礼道歉，赔偿人民币80万元。

　　媒体评价说，这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首次在中国法院对日本右翼作者提起的此类诉讼。南京师范大学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告诉记者，这次起诉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此类案件在国内起诉的首例。以往不管是南京大屠杀、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还是中国劳工受害者，起诉地大都是日本，这给中国受害者的维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涉及二战期间的民事起诉按照国际惯例是可以在中国进行的，夏淑琴案子在国内审理为中国人就二战期间的维权开辟了新的领域。

　　2004年，法庭开庭的前一夜，夏淑琴一夜未眠，一直在琢磨第二天该怎样在法庭上指控那两个污蔑她的人。“我想过了，我不打他们，不骂他们，就是要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要侮辱(蔑)我是假的？为什么骂我是假的？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要给他们看我身上的3处伤口……”但这两个日本人，最后没有出现在南京的法庭上。

　　南京的起诉尚未宣判，2005年，东中野修道和展转出版社在日本东京法院以所出版的专著“未损害夏淑琴名誉”为由，反而起诉了夏淑琴。要求日本法院确认夏淑琴在中国法院起诉的侵权事实不存在。

　　今天，6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充满勇气的夏淑琴前往应诉。

　　相信，站在日本法庭上的夏淑琴，会像她去日本演讲时一样，穿得体体面面；而她也会像自己两年前设想的那样，面对面问个清楚“为什么你们要侮辱(蔑)我是假的？为什么骂我是假的？为什么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图：靠着坚韧的性格和深刻的责任感，夏淑琴强忍痛苦，要代替30万南京大屠杀中的死者让这段“地狱”里的记忆继续鲜活下去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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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淑琴的遗憾

　　在这场侵犯幸存者名誉权的官司上，夏淑琴的心里不是没有遗憾的。

　　在她之前，另一位老人、另一位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李秀英，在2005年1月20日，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中胜诉，告赢了侵害她名誉权的日本作者松村俊夫和日本出版社展转社、发行人相泽宏明。但她却在接到这纸判决的一个多月前，抱憾去世。李秀英的小女儿陆琪得知这一消息后，称之为“迟到的判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我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天！等拿到判决书，我们兄妹九个会一起去看看妈妈，安慰她在天之灵。”

　　2004年8月，夏淑琴曾去医院看望病中的李秀英。当时在现场的记者，这样描述了两位老人的见面：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李秀英，夏淑琴摆脱家人搀扶着的手，三步并作两步，边走边说：“老姐姐，我才知道你住院，我看你来了。”走到病床边，她立即俯下身，将脸贴近李秀英的脸，“姐姐，你没事吧？可把我吓坏了……”说着，夏淑琴老人流下了泪水。看到夏淑琴抹泪，躺在病床上、不能起来的李秀英断断续续地安慰说：“我、我没事。你也要保重。我还要跟你一起战斗……”

　　两位老人互道珍重，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与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人斗争到底。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