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命案奖惩机制”会让冤假错案增加？

　　作者：李克杰

　　《华商报》6月30日刊登了两则关于命案的报道：一则是关于建立命案奖惩制的。从7月1日起，延安市公安局对各分（县）局及各下属刑警大队、派出所的负责人就辖区内发生命案的侦破情况实行奖惩制，其中当月“未能突破”（没有获得一点线索）时，将从下月起每月被扣发50％的工资。另一则是由命案而引发错案的。7年前，蓝田农民周安相被当作抢

　　看过上述报道后，笔者陷入了沉思：虽然我们不能说命案奖惩制与错案形成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但重奖重罚式的命案奖惩机制难道与冤假错案就没有一点关系吗，警方会不会为了追求多拿奖金、多立功，在“不经意”间制造更多的冤假错案呢？

　　任何工作都需要在一定程度的奖惩制度下才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公安机关的侦查破案工作也不例外。科学合理的奖惩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广大公安干警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工作创造性，防止知难而退的工作惰性，有助于形成比学赶帮超的工作局面。特别是命案的侦破，事关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能否及时侦破，使犯罪分子得到及时严厉的法律制裁，对社会影响极大。因此，全社会都异常关注命案的侦破。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集中精力侦破命案，并制定特殊的奖惩制度，以促使命案的及时侦破，提高命案破案率，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命案奖惩机制的科学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命案侦破的质量。过高的奖励和过重的处罚，是不利于命案侦破工作健康发展和破案水平稳步提高的。因为，不合理的命案奖惩机制，可能是错案形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近年来媒体报道的重大冤假错案多半与命案有关，另一方面，这些涉及命案的冤假错案都是由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造成的。比如，上述蓝田农民周安相“抢劫杀人”错案，就是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被检察院批准逮捕的8个多月时间内，多次遭受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此前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杀妻冤案也涉嫌刑讯逼供，26日《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的定州23年“马拉松冤案”至今难雪，当初也是刑讯逼供逼嫌疑人承认的。

　　那么，为什么刑讯逼供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命案侦破过程中呢？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命案的社会压力大。笔者并不怀疑这一点。甚至笔者也充分相信公安干警的社会责任感，通过刑讯逼供以求尽快破案，努力提高命案破案率，完全是出于“公心”。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担忧，仅仅基于“社会压力”就可以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那么，如果在“社会压力”的基础上再加上一层个人荣辱甚至是经济奖惩的砝码，公安干警还能把住文明执法和“无罪推定”的底线吗？毕竟命案无进展将影响自己一半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可是养家糊口的钱，没有这些收入将会直接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甚至难以维持生计。在个人利益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发生严重矛盾和冲突时，干警会作出怎样的取舍，着实难以判断。另外，还应看到，上至公安局长，下至专案组民警，当他们的根本利益存在共生关系时，必然会在事实上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冤假错案，纠正起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很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将错就错下去，这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定州23年冤案至今难雪，而且在纠正过程中几个司法部门的案卷都“不约而同”地遗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年制造错案的人士现

　　在多已升迁，纠正错案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从中作梗。

　　看来，命案奖惩机制与错案形成机理仅仅一墙之隔，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明显界限。因此，公安机关在制定命案奖惩机制时，务必充分考虑到与它一墙之隔的错案形成机理，切实防止不合理的奖惩制度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因为我国公安干警心中本来就有浓厚的“口供情绪”和刑讯逼供不良习惯，如果在命案侦破干警一方无限添加砝码的话，单靠我国目前极其脆弱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观念，是难以保持法律天平平衡的。

　　审稿：刘恩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