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诺崇拜”背后的制度疲软

　　北大首次组织对毕业生进行廉洁教育，举办了“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座谈，30多名即将赴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工作的毕业生代表参加了活动并签下承诺书，承诺“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行贿受贿”。（6月30日《京华时报》）

　　还没有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信誓旦旦地承诺“不行贿受贿”，这个本来严肃的话题被弄得多少有些滑稽。从这里看开去，“承诺崇拜”之风到处可见。政府官员、执法部门、窗

　　令人不明白的是，假如日后签订了“承诺书”的某位大学生违反了自己的承诺，发生了“行贿受贿”的行为，他所签订的“承诺书”有什么用处？是有助于揭发事实还是科学量刑，抑或能帮助其改过自新？反过来对于没有发生行贿受贿的大学生而言，也不意味着这是“承诺书”的约束所至啊？

　　从根本上来看，这种“承诺崇拜”折射了一种“制度疲软症”——正因为制度的无力，才使得本来作为辅助手段的道德约束摆上桌面，甚至担纲反腐倡廉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颇有创意的“廉洁承诺”其实是一种无奈——假如我们的廉政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反腐败的“关口”是用不着一节节“前移”的。

　　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进行廉洁教育，这意味着在下游一些领域内不廉洁行为已经亟需引起重视，并且现有制度对这些行为的约束是乏力的。否则也就用不着谋求用道德的手段来解决法律的问题了。在笔者看来，所谓的“承诺书”既不具备法律效力，对学生的道德约束也非常有限，还容易沦为话柄，不签也罢。

　　“行贿受贿”本来属于法律的范畴，而“不行贿受贿”的承诺书，更多地停留在一种道德的层面。现在，法律问题不断地被用道德的手段来求解，难道不是制度疲软的佐证吗？事实证明，在制度有效运行的领域，根本不需要这么多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