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中央局秘书系毛泽东

　　今天，就是中国共产党85岁的生日。在这个被浓墨重彩纪念的日子里，备受瞩目的中共“三大”旧址保护和纪念馆竣工开放仪式将在广州隆重举行。

　　作为至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三大”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国共合作、黄埔军校、大革命兴起……红色记忆，激荡着无数广东人、中国人的心灵。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广东党史、文物专家和人大代表多次倡议修复旧址。近年来，在省委领导的重视关怀，以及中央党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广州市投入8000万元，经过数载周密规划、百日挥汗施工，这段伟大的历史终于得以恢宏再现。铭记历史，不负使命，这是广东人民献给党85华诞的一份宝贵礼物。

　　曾经在党史上成谜的“三大”旧址是怎么被发现的？当年毛泽东究竟是不是中央局的秘书？精心修建的三层纪念馆里有哪些“宝贝”？南方日报记者提前探营，披露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近日，广州某报在一篇报道中称，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黎显衡在调查中共“三大”遗址时发现，“三大”中央局秘书并非原来教科书中说的毛泽东，而是罗章龙。此文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昨日，中共“三大”旧址纪念馆馆长卜穗文特别出示珍贵档案，委托记者澄清，“三大”中央局秘书确系毛泽东。

　　德文签名“证明”罗章龙才是秘书？

　　“三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选的秘书是谁？根据当年辗转传到前苏联的档案等重要资料显示，毛泽东是秘书。这种说法一直是主流学术声音，广为人知。但某报的报道指出，从苏联复印回来的材料有可能是一篇错误很多的回忆录，理由是该文没有完整反映“三大”通过的党纲、党章、组织法及各项决议，不是大会记录，更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报告。“三大”通过的党的中央组织法规定党的主要领导人称委员长，但该文仍称陈独秀为总书记。

　　该报道还说，罗章龙的回忆，也有失实之处。在罗老记忆中，他一直记得是毛泽东或其他人任秘书，自己没有担任过秘书。直到黎显衡将中共中央委员会于1923年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复印件给罗章龙看，他看到上面有自己的德文签名ＬｅｏＤｓｃｈａｎＬｕｎｇ，才忽然“醒悟”原来自己确实是秘书。“以上种种说明，‘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是罗章龙。”

　　5号通告润之因事赴湘，秘书由章龙兼代

　　卜穗文指出，这篇报道并不准确。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中央档案局提供的珍贵文件《中共中央第5号通告》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织自迁沪后略有变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

　　由此说明，在9月10日以前，毛泽东确实“三大”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而罗章龙是他的接替者。至于12月25日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上面的签名自然是罗章龙而不是毛泽东了。

　　会议旧地透明保护

　　中共“三大”纪念馆建在广州市老东山区恤孤院路，是一座砖红色三层建筑，其中一层在地下，总面积达820平方米。前面的一个小广场才是“三大”旧址所在。从广场地面的透明玻璃往下看，能够清晰看见其被日军炸毁留下的地基原貌。

　　走进纪念馆，经过整面浮雕墙，最抢眼的是9位“‘三大’代表”，正围坐在长桌旁开会。身着米色西服的陈独秀站立演讲。时年30岁的毛泽东则穿一件浅蓝色中式长衫，手执毛笔，侧耳细听。李大钊、蔡和森、罗章龙等像均栩栩如生。

　　这个场景发生在1923年6月21日，“三大”胜利闭幕，刚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9名委员，聚集在中共中央驻地——广州新河浦路的春园二楼召开会议，推选产生中央局，并决定由陈独秀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

　　卜穗文告诉记者，为了重现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他们特意从西安订制了这种高仿真硅胶像，每个像价值约为3万元。这种像不同于传统蜡像，其皮肤富有弹性、接近真人，在常温下不会变形掉色，并可用水清洗。

　　纪念馆的陈列布展内容为“三大”的历史背景、“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潮等4个主题部分。围绕主题，该馆展出多件文物、油画像、复原场景、会址沙盘和大量历史图片，共320件。

　　其中，28件由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三大”文献仿真件尤其珍贵。据悉，现在中央档案馆珍藏有80多件“三大”档案，当年这些文献一部分送到上海由专人保管，解放后送进中央档案馆；另一部分由我党委托前苏联代为保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归还中央档案馆。据卜穗文透露，上世纪70年代广东革命委员会曾要求复制中央档案馆另外珍藏的60来件“三大”档案，经过周总理、江青、康生批准，最后中央档案馆也就只给了3页。此次大规模公开展示的档案，大部分为“留苏”归来的，非常珍贵。

　　这些文献真实记录了当年“三大”的风云激荡。专家说，这不是个一团和气的会议，而是“吵吵嚷嚷”、充分体现党内民主的会议。蔡和森、张国焘与陈独秀展开激烈争论的情况，历史都有记载。

　　记者看到，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记录清楚显示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3票弃权而通过。当时的争论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弘君表示，由此还可确定当年会议代表确切人数为40人，改写历史书上“3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的模糊说法。

　　据介绍，中共“三大”会址的保护和纪念工程包括了4大部分，分别是中共“三大”主会场旧址工程，修缮“三大”期间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重要领导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春园”、“逵园”及“简园”(后两者目前尚未收回)，新建用于文物和历史资料展览的“三大”陈列馆及新建一个大型停车场。整体建筑面积达4200平方米。

　　卜穗文透露，中共“三大”旧址原为1幢2层，每层2间相连通的砖木结构、人字瓦顶的普通房屋，属典型旧式广州民居形式。但是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军飞机炸毁，现仅存遗址。由于“三大”旧址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也没有相关建筑图纸，如重建“复原”，如果只根据一些人的回忆来拼凑，难以还原旧址原貌，还会破坏现有地基。因此，他们不打算将旧址“复制”出来，而是做回填性、覆盖性保护，并参照北京路“千年古道”的做法，将旧址前的道路改为步行道，并采取可透视的玻璃罩展示部分代表性的屋基。

　　“1922”是寻址路标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当时广州东山举行，但会址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史籍和档案均无记载，一度成谜。

　　为了弄清“三大”的确切会址，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以黎显衡、汪杰等5人组成的调查中共三大会址小组。

　　1972年10月13日，年逾七旬、尚健在的中共三大代表徐梅坤被请到了广州，调查小组陪同徐老在东山步行寻访了几天。终于，大家认为，恤孤院路一带的旧式建筑可能性较大。于是，他们又请徐老去实地考察，走到瓦窑街与恤孤院路交界西北处的逵园，只见楼顶正面有“1922”的字样，徐老立即精神一振——这幢洋楼隔着瓦窑街正对的就是中共三大会址，因会议期间，他天天看到这个“1922”(逵园)，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参加中共三大的代表大多来自外省，都把它作为认路的路标。

　　从这里往南走到新河浦路22—26号(22号现为新河浦幼儿园)，便是在党史上地位赫然的春园。后来，又找到了附近培正路13号的简园。于是，这三座建筑(相距仅数百米)成为确定中共“三大”会址的坐标。

　　春园24号党中央秘密所在地

　　在离“三大”旧址不远的新河浦路22—26号，有一式3幢并列的3层小洋楼。这就是春园，当年中共“三大”代表居住和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

　　根据史料记载，从1923年开始，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一直设在这里。春园成了党中央机关人员的活动地方，包括国际代表马林和出席代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都住在春园24号二楼，并在此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问题，起草大会的宣言和各项决议草案。

　　现在，曾经最隐秘的春园修葺一新。一进门右边就是餐厅，西式的长方型餐台，中式的藤木椅。左边是蔡和森、向警予夫妇的房间。再往前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居所。一张深色木床，带点欧洲上世纪20年代的风格。书台上面是一个挂水晶珠链的华丽台灯，旁边却是一个简单的笔筒，挂数支毛笔。

　　二楼是会议厅。9人高仿真硅胶像所表现的场景发生地就在这里。二楼还住着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房间大同小异。

　　三楼的会客厅显得比较随意，旁边有一个大型留声机，里面还放着黑胶唱盘。马林的房间比较有特色，不仅有英文打字机、留声机，还有几支漂亮的鹅毛笔。

　　中共“三大”纪念馆将迎接“七一”对外开放

　　中共“三大”纪念馆的布展工作近日在广州基本完成，82件珍贵文物已经上架，领袖和代表的人物硅胶像也安放完毕。新建广场、旧址维护等工程也进入最后的清洁阶段，即将迎接“七一”对外开放。复原后的“三大”会场原貌以真实的历史纵深感带给人极大的震撼。有关负责人称，“三大”纪念馆将成为党史界以及广州今后最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点之一。

　　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