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木森森一草堂 晚清人物数康梁

　　“南洲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这是近现代著名文化人张元济对万木草堂和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的赞誉。康有为作为中国近

　　撰文 许俏文

　　摄影 颜士然

　　反传统创办新式学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主要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通过创办万木草堂这所别具特色的学堂，培养了一大批英才。这些学生后来大都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骨干，不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万木草堂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和当时中国其他的学校──书院、私塾以及洋务学堂相比迥然不同，其体制完全为康有为自创。康有为任学堂的总教授、总监督，另从学生中选出三人或六人为学长，协助康对学生进行管理，学生们不仅自己管理学习和生活，而且还管理图书馆和学校的财产。

　　康有为在教学时曾经写过《长兴学记》，是广东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他说创办万木草堂的目的是“夫勉强为学，务在逆乎常纬”。所谓“逆乎常纬”，就是敢于背叛常规旧制。他在万木草堂开设“三科一库”，即博文科，相当于现在的教导处；约礼科，相当于现在的德育处；干城科，相当于现在的体育处。一库是书器库，用来贮藏图书和体育器械。体育课程，以兵式体操为主，隔一天进行一次，这是开创“尚武”教育之先河。此外还有“游历”，每年举行一次，主要是外出游历参观学习。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与弟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师生关系非常融洽，同学之间也是亲密无间。在老师的带动下，同学们活泼好学，情同手足。大家敞开心扉，无所不谈。学生们称康有为为父兄，康视学生为挚友。

　　教学理念与现代接近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使用了很多新方法来培养学生，开设的课程贯通上下古今、中西兼顾、文理兼有。

　　从内容上讲，中西文化汇通。康有为主要从变法的实际需要出发，来安排课程的内容。主要是贯彻以孔学、佛学、宋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方针。在草堂从教的日日夜夜里，康有为倾注了大量心血，每天在讲堂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在传授给学生们文化知识的同时，启发学生们同自己一道探求救国之法。万木草堂成为他传播自己变法思想的良好场所，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康有为总是教育学生不要读死书，读书不仅仅是为个人功名利禄，应该有更远大的抱负。

　　在思想上，康有为非常注重学生人格品质的磨炼。他曾经教导学生写文章，必须扫除“窃、贩、庸”。窃是抄袭剽窃；贩是贩卖陈货；庸是空洞平庸。康有为设了一本厚簿，名曰“蓄德录”，每日顺着宿舍房间，依次传递，各人每日录入几句古人格言、名句或警语，随各人意志之所好，写什么都可以。“蓄德录”的作用是鼓励学生认真读书，提高学习兴趣，并加强学生的品德修养。

　　在教学方法上，开展的是启发式教学。学生们除了听讲，主要的时间是自学，康有为要求学生在读书的同时要做读书笔记。康有为还建立了“功课簿”制度。即给每个学生一本功课簿，要求他们每日各自记其养心、修身、待人接事、读书的疑问及时事所见等。万木草堂没有考试，考核主要看学生的笔记和心得。学生通过功课簿梳理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康有为则通过功课簿了解学生的情况，窥察学子造诣之深浅，并针对学生特长批上评语。

　　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在广东教育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十多让之。”

　　广州奠定维新思想

　　托古改制追求大同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宋德华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他带领我们逐渐走入了康有为的思想世界。宋教授说，康有为在广州主要呆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少年时代随祖父在广州读书，第二个时期是第一次上书不达后，他回到广州创办万木草堂，直至1895年。万木草堂期间，康有为奠定了一生新思想体系的基础，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并且写了多本维新变法著作，进一步将今文经学的学术研究为他的变法服务。

　　1889年，康有为离开京师回到广州。受到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启发，康有为决定利用学术来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首先明确将经学分为孔子的真经和刘歆的伪经，以孔子真经的名义树立新思想的权威，用今文经学的孔子来为变法维新制造舆论。

　　既然要重塑孔子，就不得不面对两千年来已有的孔子形象，新造出一个能使人相信、让人接受的新孔子，这不论在政治思想还是在学术上，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康有为给自己的重塑孔子或者说“发明孔子之学”确定了庞大的著述计划：“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所未有；以礼学、字学附之，以成一统……”依这个思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礼运注》先后问世。

　　《新学伪经考》刊行之初，读到的人并不多。康有为当时还没什么名气，而真正把经学当学问来钻研的人本来就少。所以，这样一部考辨经书真伪的专著难以引起士林普遍关注。但在读过此书的人当中，所引起的反响仍然是比较强烈的。尽管在学术方面没有人能完全接受康有为将古文经一概斥之为伪经的结论，但在政治方面，读此书者大多能深切感受到它对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冲击。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刊行后，即着手编撰《孔子改制考》这部意义更为重大的著作。这部以学术考证形式撰写的著作，实际上包含着重要的政治思想内容。它以孔子改制的名义，高举革故鼎新的旗帜，批判君主专制，赞颂“民主”理想，并力求使改制的孔子获得独尊的地位以利于大道的推行，这些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由于直接以学术为政治目的服务，这部著作也像《新学伪经考》一样，有不少牵强附会、主观武断之处，孔子改制说并不能成为科学严谨的学术结论。

　　《孔子改制考》编撰成书后，康有为为该书写了一篇序文，直截了当地表明追求“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是自己撰写此书，宣传孔子改制说的根本宗旨。实际上，康有为反复陈说的归之于孔子名下的太平大同之道不是别的，正是他自己所建构的新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欲通过阐释孔子的微言大义来阐释自己的新思想，必须要做大量学术性或思想性的考证辨析工作，走一条迂回曲折、旷日持久的“注经”之路。1894年开始著《春秋董氏学》，1897年前后撰《礼运注》，这些成为戊戌政变前康有为阐释孔子微言大义的最重要的著作。

　　康梁：从并肩维新到师徒歧路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故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与文化的束缚，师生关系逐渐从默契发展为分歧，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举人拜监生为师

　　1888年康有为以布衣之身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以布衣之身参与国事的行动却赢得了广泛关注。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长，但因科举考试不顺，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但二人相谈甚欢，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的一席话“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他才明白自己以往所学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尊孔保教现分歧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康有为对于经学的新观点，对于西学的认识，都让梁启超佩服不已。他不仅协助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自己也积极地写文章，宣传康有为的思想。

　　两人关系的转折点应该是1898年。1898年前，梁启超与康有为只是在经学观念上略有不同。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利用经学为自己的政治服务的做法有点武断，不够科学，曾在私底下有所批评过。“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唯命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

　　在尊孔保教的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宋德华教授说：“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虽然两人的政治立场仍存在分歧，但两人的师生情谊仍然非常诚挚。”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20年代后，康有为的落伍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新时代条件下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已完全不能了解和认同。就在这种卫旧抗新、无益亦无功的操劳之中，康有为度过了自己的垂暮之年。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猝然长逝于青岛。

　　讲古台

　　颜志图

　　脚门的来历

　　在广州的旧民宅，多在大门外加多两扇向外摺的矮门，俗称“脚门”。说来，是与明朝大奸臣严嵩有

　　关的哩！

　　有天，严嵩陪嘉靖皇帝游御花园，见一棵松树干上，有群蚂蚁砌成“永不斩松”四字，嘉靖皇帝觉得奇怪道：“咦，永不斩松！”严嵩马上跪地谢恩：“多谢万岁金口，以后不管怎样，都不斩嵩的了！”北方话“松”与“嵩”同音。那时严嵩的罪行还未败露，嘉靖还以为他是大忠臣哩，于是笑道：“卿是朕的贤臣，怎会斩卿呢？”严嵩再一次叩头谢恩。其实这是严嵩的诡计，事先用蜜糖在松树干上写此四字，诱群蚁来吃，然后带嘉靖来看，令他无意说出“永不斩嵩”的话。

　　从此严嵩更加有恃无恐，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残害百姓，还欲篡朝夺位，因他权大且受宠，众人敢怒而不敢言。

　　后来，清官海瑞冒死陈奏严嵩的滔天罪行，因铁证如山严嵩无法抵赖。嘉靖皇帝勃然大怒，要马上将严嵩处死！吓得他魂飞魄散，慌忙跪倒，搬出以前嘉靖讲过的话：“万岁金口，曾说过‘永不斩嵩’的，望开恩啊！”边说边叩头如舂蒜，痛哭流涕。

　　嘉靖为难了，以前确实说过此话，不能杀他，现在又不能不杀他，怎么办呢？一位老臣奏道：“万岁，不如免其死罪，革职为民，赐只金饭碗给他乞食吧！”嘉靖准奏。

　　此后，严嵩流落到岭南，捧着金饭碗沿街乞食。这只金饭碗是皇上赐给他乞食的，不能卖。是故“拿着金饭碗乞食”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来历了。

　　因严嵩是奉旨乞食，百姓不能不给他吃。更有气处，金饭碗是皇家之物，“如朕亲临”，见到它就要跪在地上。即是说：要跪下来给严嵩食物，你说气不气人呢？

　　百姓恨透严嵩，不想见他，但不知严嵩几时会来，如关门，又黑又憋，总不能终日关上大门吧。一位聪明的木匠想了个办法：在门外另加两扇仅仅一人高的矮门，既透光通气，又能避开严嵩。于是家家户户都仿效，安上这种“脚门”了。

　　后来听说，严嵩捧着金饭碗活活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