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非小偷不嫁”的痛苦拷问

　　还在2月22日，《新民周刊》就以《“安徽‘小偷村’笑贫不笑偷，集体‘征战’各地”》为题报道了安徽枞阳横埠镇某村有上千名小偷南下北上，纵横“征战”。无独有偶，6月30日，城市晚报又报道了四川省昭觉县也有小偷村，全村大部分人都靠偷盗为生，他们组成团伙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当地有些姑娘家找女婿都要问男方家里有几个从事偷盗的，如果男方说偷盗的有好几个，那女方会很中意。因为偷盗的多，说明这家肯定富裕。要是回答没有偷盗的，那对不起了，拜拜！

　　群体道德越轨后的彼此认同程度、范围触目惊心，传统的道德感因为人数众多的群体背叛被搁置一旁，价值判断有了畸形的诠释和解读，羞耻心荡然无存，以至于无法以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滋生的极个别丑恶现象的理由来搪塞，其真实成因究竟是什么呢？

　　细加探究，贫穷才是根本原因。管子就有云：“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切的上层建筑、道德规范都由一定的经济基础衍生。当生存成了问题的时候，文明社会的所有约束和规范都是空谈。安徽枞阳和四川昭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土地贫瘠，地理环境恶劣，如果指望庄稼收成过日子，基本上是一个梦想。这和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的“造枪村”状况如出一辙。该县有10个乡镇的15个村涉及非法制贩枪支，其造枪时间长、规模大、品种全，已成为全国两大黑枪制贩基地之一。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它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因制枪被判刑十几年的村民罗强一家三兄弟十五六口人全挤在一个十平米左右的破房子里，屋内只能人挨人地睡，床位不够，还在本来堆柴草的木阁顶上放了三张床。他制贩枪支一年赚来的五六千元，主要用于买粮食维持全家生活。2001年，罗强被抓捕判刑，最小的孩子生病后因无钱医治而死亡。

　　我们常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当生存权渺茫如晨星，看不到任何希望时，除了铤而走险，我们再去苛求他们坚守礼义廉耻，是不是显得太无耻了？

　　是的，通过个人奋斗，贫穷不是不可以改变，但是，必须符合一个前提，即非得具有改变的资本不可。这些偏僻贫困的地区的人们有这个资本吗？因为贫穷，承担不起昂贵的“义务”教育，比绝大多数当代人更缺少文明的熏陶。没有知识，到哪里也是社会最低层人物，因此，对他们来说，通过正常渠道摆脱贫穷仅仅是空中楼阁。因为贫穷无法获得知识，因为没有知识只能永远贫穷，如此循环往复，永远在贫穷中兜圈子，也就无法融入现代人的道德意识所规定的范畴。

　　实际上，小偷村的大范围出现，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不是由于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丐的风气产生了“小偷村”、“乞丐村”、“小姐村”“造枪村”，而是偏僻贫穷地区的人们承受着不应该由他们独自承担的恶劣的生存环境给予的重担。我们在把矛头指向小偷、小姐、乞丐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关注“小偷村”、乞丐村、小姐村产生的社会原因呢？

　　对偏僻贫穷地区人们生存状态的漠不关心，才是导致“小偷村”、乞丐村、“小姐村”、“造枪村”泛滥的根本原因。

　　拯救道德，请从拯救贫穷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