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素质教育

　　许群

　　今年这一轮的高考、中考终于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们又说起了素质教育。中小学推行素质教育已经多年，但事与愿违，学生参加考试的科目不减反增，考题难度不降反升。原来，孩子们升中学择校或考大学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各科成绩。家长们看不到较为柔性的素质教育给孩子升学带来的好处，反对学校把时间花在考试之外的教育内容上。

　　老师们左右为难。虽然老师们认为素质教育的本意被家长们给扭曲了，但是，择校生越来越多，学校只有通过更多的考试才能过滤出想要的学生。最近，在一些城市里，奥数班的成绩、各种特长班的成绩也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有的中学甚至用评测初、高中英语水平的公共英语考试来衡量小学生。

　　家长们和老师间的关系是个“供与需”的关系；家长们需要的正巧是老师们急迫地推销的。这个供需关系是一个圈，并且能自我激励。家长们把对孩子前途的焦虑转化为提高孩子考试成绩的热情，家长们的热情刺激老师们开发出更多的培训班和考题科目，看到越来越多的培训班和考题科目，家长们的焦虑也进一步增多。

　　中国社会很难支撑这个自我膨胀的供需圈，孩子们的身心更受不了。一份2005年中学阶段青少年发展报告显示，中学生的身体素质有明显退化的倾向。更严重的是，很多中学生的学习动机变得异常短浅，就是想靠高考的高分上名牌大学。他们几乎没有兴趣阅读文学名著或科幻小说，除与考试有关的东西外，能吸引他们注意力的只是些内涵浅薄的言情小说。

　　如何才能给这个“自我激励”的供需圈一些“负反馈”，把这个供需关系拉回到素质教育的健康轨道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要求政府出重拳打击，极端的人提出取消高考，家长们希望老师们采取一些行动，老师们奉劝家长们要理智。也许这些令人困扰的改善方案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素质教育是如此复杂，没有一蹴而就的办法，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一起努力。

　　改革高考制度会有较直接的效果。如果学生参加高考后的结果只是分数高低，学生们也只能是尽全力多做题、做难题，以追求最高的考分。考试分数的高低可以衡量知识水平的高低，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高考的改革并不需要违背这个原则。但是，高考除了应该用考分衡量知识水平外，还应该鼓励学生展示自己思维素质的特殊性。进一步讲，大学挑选学生，不仅要看高考的分数，还要看学生的思维特殊性。同一道数理题，有志从事数理研究的考生应该有机会把问题转换到其他抽象空间进行描述，并选择相应的抽象符号体系推演解题，而大多数考生用高中的代数也能得出正确答案，获得满分。此外，那些在数学方面不能表现出特殊性的考生，也许能在作文方面有表现的机会。有的学生已经对社会问题表现出极高的兴趣，无论他是生活在偏僻的山村或是繁华的上海，他都能选择一篇论文针对社会问题下笔。另一位热爱谈论人性的同学，也能选择一篇记叙文，把自己对人性的理解映射在笔下的故事中。他们虽说可以获得同样高的分数，但是，他们呈现给世界的是一颗颗特质不同的心灵。

　　学生和企业是素质教育的最终拥有者，他们应该站出来纠正素质教育的偏差。一位学生毕业后携带着自己的素质和知识到社会上谋生，受企业雇用成为员工，企业根据员工的具体素质和知识条件，安排合适的岗位。好企业很关心员工的素质，因为，知识很容易过时，学历只能代表过去，而素质却能决定员工在各种困难环境下的表现。所以，当企业面临挑战时，谁将被派去应对挑战，候选者的素质起决定性作用。有的候选者拥有强大的分析能力，但略显被动。有的人能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想法，但很难提出几个有用的方案。另一些人的专业知识丰富，工作质量极高，但面对充满矛盾的局面时容易变得心情沮丧。考察这些素质上的差异并不是用来评估员工的职务高低、地位尊卑，而是寻找更合适的、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好企业常常告诫员工，一个人的素质是秉赋的延展，不断使自己的秉赋健康发展是最可靠的走向成功的道路。相反，看到别人成功，不顾自己的秉赋而模仿别人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媒体要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善家长和学生的态度。很多家长除了对孩子的成绩感兴趣，对世界上的其他事物没有耐心去关心，他们往往过度地强调孩子的考绩对将来功利的作用。中国素质教育的希望不在于有几个专家能把素质教育搞得很清楚，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家长们和老师们理解素质教育，能作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否则，中国家庭花在教育上的钱很多，孩子们花费的精力很多但学到的对社会有用的“本事”却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