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网评五年

　　武振平作品集一

　　五年前，上海“东方网”编辑部的一位老友，邀我参加特约评论员工作。我说：“我老了，另请高明吧。”他说：“廉颇不老，尚可饭否？”他又说，人老不要紧，只要思想不老。我说，我已经是“花岗岩头脑”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这一辈子是“反”不来了，反腐败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我说，好，就试试吧。

　　为什么我会接受这个工作呢？1990年我离休之后，“位卑未敢忘忧国”。平常想得比较多的是：国内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国外霸权主义的欺压，军国主义的挑衅。而自己既无权，又无钱，处于“社会边缘”，属于“弱势群体”，对此无能为力，只有发发牢骚“而已”。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够发表意见，能够参与社会现实的批评；虽然作用有限，总比发牢骚强，倒也很好。于是，我就参加了“东方网”的评论，一“试”就“试”了五年，直到现在。

　　网上发表文章的特点，不是用纸用笔，而是用电脑直接传到“东方网”站（http://news.eastday.com）。好在五年前，我的外孙女（当时是国内的高中生）就教会了我电脑打字、写文章，扫了我的“脑盲”。参加“东方网”以后，边学边用，更快熟练起来，电脑发稿已经不成问题。特别是，网上评论果然比较自由，不但内容广泛，什么都可以谈；而且思路可以比较敞开，棱角尖锐的程度大大高于传统平面媒体，在某些问题上，几乎可以畅所欲言。我是学新闻的，总希望社会主义的舆论有较多的自由。我也做了几十年的报纸工作，以我切身经验，可以认为，现在“东方网”上自由的程度，不仅是建国几十年以来所未有，而且也是目前传统媒体所达不到的。“东方网”信任作者，尊重作者，文责自负。作者也很自律，一字一句，都注意对真理负责，对人民负责。此外，因为电脑这个现代化信息工具，发表文章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如果上午10时以前传过去，经过编辑之手，最快的当天下午4时前就可以发出来。杂感、短论就是要快，如果送给报纸发表，少则3、4天，多则3、4个月，“新闻”也就成了“旧闻”，一点味道也没有了。这种种优越的条件，也鼓励了写作的积极性。几年来，我一共发表了约200多篇。较之其他多产的评论员，我还是“老牛破车”，属于写得少的。

　　二

　　我在网上公开声明的写作宗旨是：“骨鲠在喉，有感而发。坏人坏事，嬉笑怒骂。好人好事，颂德歌功。”过去几十年在报社写文章，大多是奉命作文，写对了，是领导的；写错了，自己检讨。因此，我现在写东西，一定是经过自己的头脑的思考，对的、错的都自己负责，检讨起来也心安理得。特别是看到不合理的事，骨鲠在喉，忍耐不住，非得一吐为快。回顾几年来评论内容，大致有这些方面。

　　一是反对霸权主义、军国主义。2001年，针对撞机事件我写了《丢掉幻想》，不要幻想霸权主义会真放弃遏制中国的政策；2005年，针对拉姆斯费尔德抛出《中国军力报告》，我写了《美国又在指手画脚了》；伊拉克战争开始，我写了《从泥潭到沙潭》，预言美国曾经好不容易从越南的泥潭中拔出脚来，现在又将陷入另一个“沙潭”中去；等等。几年中，关于批评美国霸权主义的评论，约占四分之一。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也差不多，2001年，我就写了一篇《可耻的参拜》，揭露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去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我又借用60年前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的通讯题目，写了《日本投降是临时休战》，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根源由来已久。另一方面，我也写了颂扬日本人民友谊的文章，如《最爱日本的日本人》，赞赏勇敢揭露日军侵华暴行的老兵史太郎等人；《不要忘了中西功同志》，赞赏一位反对侵华战争，以自己生命为代价，向中国提供战略情报的日共秘密党员。

　　二是反对腐败党风政风。例如，去年出版的《东方网时评选》中所收选我的评论，就有两篇是揭露腐败的。一篇是《有了“高贪榜”，再画“升官图”》，一家报纸集中展示了了2003年全国13名省部级高官贪污罪犯的名单，我认为这还不够，还要画一画这些罪犯怎么爬上去的过程，是谁把他们通过一层又一层的“筛选”，批准送上如此高位的。另一篇是《媒体反腐斗争的新经验》，湖南嘉禾县委拆迁民居房屋过程中，不仅违反党纪国法、压制群众，而且施展种种卑劣手段，阻挠新闻媒体报道曝光。而CCTV和各地报纸团结协作，公开和秘密手段相结合，冲破层层封锁，总于取得成功。我认为，其中许多新经验值得总结。几年来，反对腐败的评论，也约占四分之一。另一方面，我也颂扬一心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写了评论《愿公安局长都像任长霞》、《任长霞的哭》，等等。

　　“东方网”什么问题都好写。我只要偶有所感，兴之所至，即可发为文章。骨鲠在喉，有话有地方说，有屁有地方放。去年“六一”，我看到城市里的孩子们欢天喜地，生活优裕；想到穷苦农村的孩子，想到街头的流浪儿童，衣食饱暖都没有保障，读书识字更没有机会。因此，不应该只是锦上添花，就写了《雪中送炭庆“六一”》。今年儿童节，胡锦涛看望残疾儿童，我又写了《总书记“六一”送炭》。看到城乡封建迷信盛行，号称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也求神拜服佛，我就写了《请出无神论遏制迷信思潮》，《“风水先生”时来运转》。奥运会后，西方、日本有些报纸对我国的成绩酸溜溜的讲怪话，我就写了《奥运会后的奇谈怪论》。我对围棋有兴趣，就写了《贺古力战胜李昌镐》。“中俄友谊年”来了，想到几十年国际风云变幻，感慨系之，写了《剪割不断的“俄罗斯情结”》，……如此等等。

　　这些文章大多是千字左右的杂文或短论，有时候，觉得几句话讲不完，越写越长的也有。如去年“卡特里娜”风灾，号称样样“世界第一”的美国，面对飓风为什么如此软弱无力？我就写了一篇《新奥尔良随想》长文，从古今自然灾害人类应对的比较上，揭示美国社会制度中深层次的弊病。又如，由于多种所有制的发展，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家，（据官方统计，约占企业家中30％）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新的社会角色？这在马列主义经典里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我写了一篇《试论“老板党员”》长文，尝试做一个“第一次吃螃蟹的人”。这样的文章也只有在“东方网”上能够发，后来又传到香港“大公网”上发了，但是我送到国内几家刊物，没有一家“网开一面”。

　　三

　　有时候，发生在身边的歪风邪气，也激起我批评的义愤，这就不仅是写文章，而是对一种社会势力抗争的手段；想不到到了80高龄、应该安渡晚年的时候，还要经历一场面对面的矛盾冲突。不久前，在我居住小区里，开发单位的某些人、物业管理公司、伙同它们控制的业主委员会，肆意侵占业主的资产和合法权益；为了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知情权、管理权、监督权，业主强烈要求改选业主委员会。对方又企图进行包办，公然限制、剥夺业主的选举权。而居民委员会和党支部，本来应该支持正义，维护公平；相反，他们竟然站在侵权势力的一边，压制业主的正当要求。对于这种露骨的错误态度，也是违反党的原则、违背有关法规的行径，我实在忍不住了，当面毫不客气批评了这位前任支部书记。后来了解到这种现象不仅徐汇区存在，其他各区都有；不仅上海有，广州、北京也有，是一个全市性、全国性的问题。为此我连续写了4篇短论：《不投票＝赞成票？》、《谁来帮助业主维权？》、《吁请市“人大”维护业主权益》、《请全国“人大”关心业主李刚被打事件》，向社会呼吁。可喜的是，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

　　以上这些评论、杂文，都不是不朽之作，也谈不上多少学术价值，登不上“大雅之堂”，但这些都不是我之所求。对我来说，写这些文章是一种责任，又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也是一种老年的愉快。57年前，我怀着一种社会理想参加了党，到了80晚年，别的大事做不了，如果还能为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继续做一点小事，也就不虚此余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