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建国
日前，《中国青年报》上有文章论述，认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贪恋城市的奢侈生活享乐，宁可挤在大都市里求不到职，也不愿意离开城市到乡村小镇去谋生存，文章指出“为了生活放弃的事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多得成了气候，成了现象时，‘垮掉的一代’形成了”。针对此论断，一时间在报纸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波动和争论。笔者就此也思考了许多，认为把留城大学生称作是“垮掉的一代”有欠妥当，尚值商榷，而“垮掉的一代”的称谓又岂可是轻言！
爱默生说：“时代仿佛传染了哈姆雷特的忧郁”。这些年来，一种声调渐渐成为主流意识，“垮掉的一代”，被论者们翻来覆去地提起，可以想象他们的一张张忧虑、忧愤甚至惊慌的面孔，我们的大学生俨然是垮掉的一代。可是，这种论调是很令人生疑的。从历史上看，美国上世纪60年代，许多青年人之所以成为垮掉一代，跟两次世界大战揭露出的人性的残酷与黑暗，跟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和反战运动盛行密切相关。许多青年失去了人生目标和追求，对社会是极其不满，故作出反叛姿态，而将“垮掉的一代”的帽子安在中国大学生头上——或许评论者虚化了“垮掉的一代”的历史内涵，取其“堕落、颓废”的含义，即便如此，来形容处在艰难才困境中艰难找寻“稻草”的大学生，实在是不太负责。况且评论者过多地指向的是那些选择留守城市的大学毕业生，而面对着大学生就业的问题，过多地把责任归咎到大学生不理性就业，显然，这所谓的一切都是不妥和不公平的。
在评论者眼中，大学毕业生们的错，错在不该依赖城市，不该“作出一副离了城市就活不下去的孬状”——且不说不原意离开城市去乡村小镇大学生一定与“孬种”有关，至少“孬种”和“堕落、颓废”之间还是不能划等号。大学毕业生留城还是下乡取决于他们的价值判断，在城市里即便是“一箪食，一瓢饮”，如果他们乐得其所，这就足够了。大学生留城还是下乡，更需要大学生本人审时度势，如果他们认为“长安米贵”，不易久留，自然要打道回府，反之亦然。又何必危言耸听，动辄说他们“垮掉”呢？轻率地以“垮掉的一代”来重责迷惘的大学毕业生，笔者认为评论者在思考问题时欠斟酌，未能从建立在理解大学生苦衷的基础上作善意的规劝。
另外，目前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又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许多客观因素造成的，从根本上讲，绝不是大学生选择的“非理性”导致。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其是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诸如大学招生数量的非常态“跳跃”，等等，这一代的毕业生恰好处在一个节点上，遭遇着更严峻的考验。就部分大学生而言，如果专业适合，志趣如此，都是可以考虑选择离开大都市，寻找合适的岗位。然而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学生走向乡村小镇，“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风格固然值得礼赞，但只考虑哪里需要却惘顾砖头的感想，似乎也不见妥当——曾几何时，“干一行，爱一行”风行一时，但“爱一行，干一行”才符合人性的设计，更契合职业长远的规划。如果违逆大学生本人的意愿，丝毫不考虑他们的心绪，强行要求他们要兴高采烈地回乡就业，甚至为他们勾勒出未必实现的蓝图，这是轻率的，也是不负责任的。是留城还是下乡？与务实有关，与垮掉无关。
不必用求全责备的标准苛求这些留守的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治史的钱穆说：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从汇通处看，不专从个别处看；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看；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对待大学生何尝不应如此呢？仅仅因为他们不愿意下乡就认定他们是垮掉的一代，显然失之于武断。应该看到，绝大多数选择留守城市的大学生都是在为了梦想默默打拼。
事实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人们可以善意地去提醒青年人，但却不能轻率地指责他们。谁能断言城市里只有奢侈生活没有艰苦打拼呢？谁能说乡村里就一定有他们可以追求的事业呢？面对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社会给予一定的引导和规劝是可行的，但是不能强行代替青年人思考和选择，这些留守的大学生，他们的肩膀是孱弱的，他们的眼光是迷茫的，他们的未来更是不可捉摸的，他们不需要被贴标签，需要的是走出沼泽的指导——这将是青年人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