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脑存盘的安魂曲

　　都知道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丽的阿赫玛托娃。

　　2006年的3月5日，是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纪念日。1966年3月5日那个清晨不属于月亮，阿赫玛托娃因心肌梗塞突然告别了人世。还好，77岁了，活到这个岁上不容易了。生于1889年的阿赫玛托娃，在她百岁诞辰的1989年迎来了人生的一个最高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一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

　　国内有不少版本的阿赫玛托娃传记作品，我手头有较早的译本，是俄罗斯学者阿·帕甫洛夫斯基所著的《安·阿赫玛托娃传》；新近出版的是学者汪剑钊教授所著的《阿赫玛托娃传》，图文并茂，在阿赫玛托娃逝世40周年的时候与读者见面。

　　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一位俄罗斯大师级的诗人，一位俄罗斯伟大的母亲，她的命运是如此坎坷。年轻时的阿赫玛托娃那么美丽，是典型的俄罗斯美少女；14岁时，在那个圣诞节前夕，她结识了比她大3岁的诗人古米廖夫，古米廖夫疯狂地爱上了她，并因求婚被她拒绝而试图自杀过4次。最后，阿赫玛托娃答应嫁给了他。1910年，阿赫玛托娃与古米廖夫结婚，不久就迎来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1921年8月，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不难想象的——“反革命阴谋罪”，阿赫玛托娃自然受到了牵连。到了三十年代，她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第1次在1935年，第2次在1938年，原因皆为莫须有，比如第2次被捕仅仅是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父亲有所谓的“历史问题”。

　　概括那个年代苏联的特征，只需要3个字：大清洗。捕过一次之后再捕一次是“很正常”的，那些早在20年代就被投入监狱、被关进劳改营、被弄到政治隔离所，以及被流放的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到了1934年多数已释放，而且表现“良好”，但过了两三年后几乎全部重又被捕，所以那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阿赫玛托娃儿子是大清洗高潮三年里500万因政治原因被捕者中的一员。

　　白银的月亮凝立如冰，白银的月亮更是惨淡如水。就在那个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因为儿子的被捕，诗人成就了她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汪剑钊在《阿赫玛托娃传》自序里提到一个细节，瞬间就刻录在我的大脑里无法删除：“当时，为了保存这部作品，诗人不得已像生活在荷马时代一样，写完某些片段，便给自己最可靠的朋友朗诵，然后由后者背诵，在脑子里‘存盘’，再毁弃手稿。”这就是没有电脑的时代，被人脑所存盘的《安魂曲》！

　　一个不把人当人的地方，是不可能把诗歌当诗歌的，诗歌倒是能成为罪行的证据。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那是一个怎样的环境！17世纪英国诗人德莱顿曾说：“人类所有专制中，最糟的是折磨精神的专制。”阿赫玛托娃正处在这样的精神专制的折磨中。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是能够把一个人的精神弄分裂的。但《安魂曲》要抵抗这样的精神折磨。《安魂曲》写于1935年至1941年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魂曲》成了一部只在民间流传的作品，直到1987年它们才得以全文发表在《十月》杂志上。1956年5月，儿子列夫才被释放回家；1957年4月1日，在列宁格勒，阿赫玛托娃给《安魂曲》写下非常精短的《代序》：

　　在叶若夫主义肆虐的恐怖年代，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曾经有过的淡淡笑意，从她的脸上掠过。

　　这个触发阿赫玛托娃构思创作《安魂曲》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在博大深厚的黑土层里长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坚韧与伟大。一位普通的探监妇女，她并不知道阿赫玛托娃，但她希冀着有人把那一切给写下来！于是，阿赫玛托娃用组诗《安魂曲》，让人道主义精神在那个恐怖的时代发出了最强音。“这组诗歌不仅是一部关于自己的命运、自己儿子的命运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关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的作品。在这组诗中，阿赫玛托娃不仅是列夫·古米廖夫的母亲，而且是整个俄罗斯母亲的代表。”俄罗斯作家为什么有着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因为有着像黑土层那样博大深厚的俄罗斯人民的孕育。

　　另外一个细节，印证了同样的“沉默的石头保留火种”。学者林治贤在《流亡者译丛》总序中提到：苏联作家格拉宁在参加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后，到档案馆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记录在册但被人清掉了。谁干的？不得而知。格拉宁说：“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这就是从当时与会的一位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这是一个让我每次读《流亡者译丛》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的细节。一个普通妇女，她可能知道左琴科，也可能不知道左琴科；那个被批判的作家左琴科，那时是“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然而，激动的眼泪里写满了一位普通俄罗斯女性的诚实善良，那是博大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所长年孕育的天性，因此，她把左琴科的讲话“存盘”于自己的脑海，从而保存了一份宝贵的历史见证。

　　篝火已经熄灭，篝火下沉默的石头保留着火种，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薪尽火传”。那些为阿赫玛托娃背诵记忆“存盘”《安魂曲》的人们，都是这样的“沉默的石头”；而这样的石头，是能够敲出星星之火的，而星星之火能够燃遍原野，这已是常识。

　　相比于人民，那些声称代表人民的人在干些什么呢？1946年8月14日，当时还风光无限的苏共中央，作出了一项关于《星》与《列宁格勒》杂志的著名决议，决议严厉批判的作家就是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说两家杂志给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既缺乏思想性又具有很大危害性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版面；决议严厉谴责两杂志大量刊登那些“渗透着崇拜一切外国事物的精神的作品”和“反苏维埃的异己作品”。决议写道：“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

　　更可怕的是，文学界红人、向来讲话“义正词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日丹诺夫，在报告中发表了赫赫有名的评价，称阿赫玛托娃“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这是与判决她儿子一样的冷漠严酷的判决词，不给他人的尊严留一丁点空间，阿赫玛托娃命中注定要下地狱。随后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列宁格勒》杂志被责令停办，《星》杂志编委会被改组；左琴科与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停止刊登他们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中后期，阿赫玛托娃曾被一度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她只好开始研究普希金，用来维持生计；如今又被禁发作品，为了生活，她只好开始翻译诗歌。

　　在人民心中，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玛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而那些“苏共时代”的代表性人物，却与那个特权大厦一起崩塌，成了断壁残垣中的废墟瓦砾。其实，泰戈尔在1930年秋天访问苏联两周时，就已用他那柔和而犀利的目光看到了现实和未来，作出了布尔什维克不可能持久的预言：“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可能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这种治疗是不可能持久的。”（见泰戈尔著《俄罗斯书简》中译本第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而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则这样评价阿赫玛托娃们：“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是的，俄罗斯的这些伟大的诗人们作家们，以他们无与伦比的广袤胸怀，为一个国家赢得了骄傲；阿赫玛托娃这样的诗人，成了“不为世界所知的立法者”（雪莱语），但这一切都是以曾经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的。“痛苦如同远古的楔形文字。”《安魂曲》的声音就这样弥漫开来：“在这类痛苦面前/高山低头、大河断流/但牢门紧闭/‘苦役的洞穴’/和催命的焦愁藏在门后……”

　　1966年3月5日，因心肌梗塞突发，阿赫玛托娃辞别了人世。而这一天正是13年前斯大林逝世的忌日。《安魂曲》不仅为一个人安魂，也能为一个时代安魂。在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上，静静的涅瓦河静静地流淌，静静的顿河静静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