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
争气儿子考后估出高分，贫穷父亲不堪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而走上绝路———前几天发生在山西的这起悲情事件报道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近日，远在夏威夷的杨太太看到报道后托人带着4.5万元人民币赶到了榆社县，向陈力一家伸出了援手。美国加州的华侨谢女士也曾提出要资助陈力，得知已有人资助后，她表示将资助陈的几个弟弟、妹妹读书。与此同
时，香港、台湾的众多热心人士，美国、加拿大的部分华侨均表示愿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救助像陈力一样的特困生们。（7月2日《山西晚报》）
这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尴尬：从夏威夷的杨太太到加州的谢女士，再到加拿大的华侨，此次向陈力一家伸出援手的差不多都是“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没有看到内地有哪个富豪或热心人献出爱心，“本土爱心”在这场救助中似乎集体缺席。难道内地富豪如今都“囊中羞涩”？
海外华人热情捐助，本土爱心集体冷漠，这个现实并非说明本土缺乏爱心，或没有经济能力表达爱心，而是折射出一种集体性的爱心疲劳：在诸如“学费杀人”、“医疗费杀人”等悲情事件经常在身边发生时，人们已经有了审悲疲劳；当人们一次次被呼吁为这些事件奉献一片爱心时，久而久之爱心已经被过度开发，献爱心成为一种道德负担；当这些事件背后的根本性矛盾———如教育投入、医疗投入过低———未得到解决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道德逆反心态：凭什么让我们奉献爱心？救助本是政府的职责。
如果因“读不起书”引起的悲情事件是一种罕见的社会现象，我想，爱心是有能力承载这种社会苦难的，人们愿意为那些偶然不幸的人献出自己的爱心，这时候，奉献爱心是人们一种主动、自由、愉悦的利他行为。如果因“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引起事件是一种多发、常见的制度性现象时，这时候，寄望于公众爱心化解这些悲情事件就不行了，这是对爱心的过度开发———一方面，剥离了“献爱心”应有的主动和自由，使一种本应是精神享受的东西异化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负担；另一方面，“献爱心”产生的救助能量实际非常有限，诉诸于“献爱心”消除现实中的教育和医疗苦难根本不可能。
很显然，在当下中国社会，由于教育投入的不足和教育体制的某些弊端，“读不起书”是一种制度性现象———这种背景下，寄望于公众爱心消弭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政府尽职尽责，发展经济，加大投入，严治乱收费，才有社会爱心发挥作用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