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中国教育的现状，无论什么人都会骂两嗓子，如果分摊到各人头上，笔者大概可以分到三五嗓子。我国教育之失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人一遇到教育领域的风吹草动，断不会对教育弊端嘴下留情。
因此，“河南一女生在高考试卷上写诗宣泄不满，文综被取消成绩，她希望各科都得零分”（《河南商报》7月1日）的新闻，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制度的抨击，而对
这位“零分女生”的声援也是压倒性的。零分俨然光荣。这事儿让笔者想起了著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同志。文革时期，正在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插队的张铁生参加大学考试。考理化时，他仅做了3道题，然后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封信。张同志在信中诉说他因不忍心放下集体生产，而不得不放弃复习功课，致使考试成绩不理想。“四人帮”们看了这张白卷，是赞不绝口，结果张同志“光荣”地被大学录取了。对比一下张铁生的试卷，我发现“零分女生”的试卷与其有着颇多相似之处：都是白卷，都在卷子上写了一些感受，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赞赏。所不同的是，张同志考上了大学，“零分女生”则不太可能有这样的幸运。原因很简单，现在不是文革，而是一个高度重视知识的时代。
但是，在科技与文化至上的时代，高分也很容易与低能以及读死书扯上关系。“四川女孩效仿越王勾践睡猪圈苦读书，14年与猪为伴考得高分”（《成都晚报》7月1日）的新闻就令不少人颇为反感。从这个女孩现在17岁的年龄来分析，她从3岁开始进猪圈与猪为伍的可信度有待证实。不过，网民的反感主要集中在：这个女孩子涉嫌心理不正常，或从前正常，但后来不正常了，而这一切都是万恶的应试教育所致。高分俨然可耻。这事儿也让笔者想起一些人，他们分别是：头悬梁的汉代孙敬同学、锥刺股的战国苏秦同学，以及卧薪尝胆救国救难的勾践同学。这些古代的同学，一直以来都是现代同学们学习的好榜样，老师和家长们都是这样要求的，古往今来的全国人民都没有意见。但是现在真正效仿他们的同学并不多，今天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位，却成了“可耻”之物，与那位“零分女生”简直毫无可比性。
笔者认为，即使是人们非常欣赏的“国际惯例”，也很难提供“零分光荣高分可耻”这样的事例。以分数定成绩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不钻研课本而专门靠“素质”拿分显然是行不通的：文化知识交白卷，何谈“素质”？支持“零分女生”反对“高分女生”这类反常现象之所以出现，归根到底与教育制度的蹒跚改革有一定的关系。当前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然催生出一种悲观性的情绪，我将它称为“教育悲情”。教育悲情的泛滥，导致人们遇事必骂：大学生串糖葫芦是教育之过、博士自杀是教育之过、零分是教育之过、高分也是教育之过。总之，教育问题几成所有问题之框。
而对教育悲情的渲染，目前似乎也已泛滥成灾。本来，我们以“口水为刀枪”的努力是为了给孩子们争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但是从“零分有理”，“高分无理”这两个例子来看，对教育悲情的渲染非但不能达到这一目标，反而会误导孩子们形成错误的认识。因此，人们在声讨教育问题时，有必要对自己的嘴巴适当把一下关，或装一个过滤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