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一跃成为全国国民革命中心

　　中共三大研讨会在广州开幕，党史研究专家真知灼见重现历史风云——

　　广东一跃成为全国国民革命中心

　　追寻中共“三大”光辉足迹，披露鲜为人知历史细节。前昨两天，中共三大研讨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的党史研究专家纵论历史、畅所欲言，真知灼见闪烁其中。这次研讨

　　“党内合作”使共产党走出了秘密状态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法学博士姚金果)

　　在共产国际推动和督促下，中共三大确定的“党内合作”策略，使国共两党最终走到了一起。这使得国民党获得了新生，共产党走出了秘密状态，两党都得到发展和壮大，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国共两党在促进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同时，还掀起了大革命高潮。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两湖工农运动、北伐胜利进军等等，都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大革命以其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反帝反封建壮举永载史册，国共两党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

　　从三大开始党进入“大革命时期”

　　(国防大学教授肖盨)

　　中共三大确定把国民革命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使党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完成了党成立以来把自身建设和工人运动为主要责任到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为宗旨的战略策略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变。以中共三大为分水岭，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创建时期进入到大革命时期。党史上“创建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分期界定，是以中共三大为主要标志。

　　党从初创起就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陈弘君)

　　中国共产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是中共根据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和国内外形势，从革命大局出发，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甘愿冒着可能给本党带来不利影响的风险，作出的历史性重大决策。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从初创时起，就不是为了谋取私利的党，而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伟大政党。

　　中共三大开创党建新纪元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

　　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共三大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用法规条文的形式将党中央组织结构和工作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并集中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共三大还第一次修订了党的章程，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各项制度。

　　中共成立后工作中心首次实现大转变

　　(国家博物馆馆员、法学博士黄黎)

　　经过两年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根据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特殊国情，提出应以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把国民革命作为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最初阶段的中心工作。从党的“一大”决定以工人运动作为党的工作中心到党的“三大”确定以国民革命为工作中心，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作中心的第一次大转变。党的工作中心由党的“一大”确定的组织、发动、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转变为组织、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革命统一战线思想具有创造性

　　(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黄振位)

　　“三大”提出的战略策略思想，特别是它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既指导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又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了创造性的运用，更在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新时期赋予了新的内涵，科学地应用于实践，大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这一思想仍将发挥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国共合作方针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政教室教授张军赋)

　　历史潮流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历史证明，不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都是高于一切的最高利益。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势力，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始终遵循和维护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才能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有所作为。中共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正确方针，正是中国共产党顺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伟大举措。

　　广东成为全国国民革命中心

　　(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处长、副研究员李淼翔)

　　中共“三大”后，国共合作随之建立，广东成为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逐渐加强了对广东革命运动的领导，陆续调派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到广东工作，先后派来的有瞿秋白、林伯渠(林祖涵)、毛泽东、邓中夏、罗亦农、张太雷、恽代英、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等，并先后任命周恩来、陈延年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书记)。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还于1925年冬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以谭平山为主任。

　　在此期间，全省各地相继建立了基层组织，广东党组织由“三大”前仅广州一隅迅速向全省扩展，同时还派出党员到福建、广西、云南和南洋等地开展建党活动，为南方各兄弟省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共党员人数迅速增加。

　　1925年6月，广东“已有四百名党员”；10月，全省党员数增至928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26.7％。1926年4月发展到3700人(占全党党员总数的33.2％)，6月增至4558人，9月又增至5039人。此时，中共广东区委形成了由周恩来、陈延年、张太雷、彭湃、苏兆征等一批优秀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中共广东区委是当时全国辖区最大、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和北伐战争中，广东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了政治领导和先锋模范的作用，为将大革命运动从广东推向全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大是共产党人自己召开的会议

　　(江苏省通化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政工师冷玉健)

　　中共三大结束后将近一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才传到中国。虽然这一指示对中共三大失去了现实指导，但其“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工会中聚集工人阶级的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等闪光之点，对于克服和弥补三大不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即党的三大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后，如何认识资产阶级和农民，如何处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等一系列新的课题，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这一迟到的指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虽有共产国际的有益指导，但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趋于成熟，开始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换言之，中共三大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召开的会议。

　　本报记者胡键通讯员沈宣

　　图: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三大召开时居住的房间。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