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巴以冲突：仇恨的政治经济学

　　天下论坛之庄礼伟专栏

　　2006年6月25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袭击以军哨所并劫持了一名以军士兵；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采取强硬态度，出兵加沙，展开代号为“夏雨”的军事行动。这一事件，是巴以

　　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沙利特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众多媒体关于他的家庭、童年故事、内向的个性、物理学方面的特长等等连篇累牍的报道，引起了世人对他生命安危的强烈关注。其实自2000年“阿克萨起义”以来，在巴以暴力冲突中已有1000多以色列人丧生，同时也有4000多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杀害。那些巴勒斯坦死者的家庭、童年故事、兴趣爱好、缺憾与梦想，同样也是真实的、感人的，充满生动的细节，但往往无法获得国际媒体对大兵沙利特那样的垂注。

　　巴以之间有着巨大的信仰与观念鸿沟，和生存境况方面的巨大差异(包括人命价值的差异)，这些鸿沟与差异构成了巴以之间彼此仇恨和杀戮的内在动力。

　　巴以都是仇恨的囚徒

　　在不断被累加、堆砌起来的“仇恨牢狱”中，巴以双方都成为仇恨的囚徒。巴以双方都在重复玩着一种比谁敢死拼到底、比谁不是胆小鬼的“开车对驶”游戏，谁都不肯示弱，谁也都不能示弱。现在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不敢示弱，他已被国内的爱国主义者指斥为“过于软弱”，所以这次他干脆借“沙利特事件”玩一次大的，派重兵杀入加沙，“像男人那样去战斗”，让国人看看他胸脯上怒张翘起的胸毛。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政府更不能示弱，哈马斯是一个为仇恨而生的抵抗组织，仇恨是它存在的理由。

　　巴以冲突的症结就是双方如何减少和稀释仇恨。可仇恨……是一种多么美妙诱人的东西。拿起它，运用它，膨胀它，崇拜它！生活在“仇恨牢狱”中的人们，像美食一样品尝它。对于悲苦的大众来说，仇恨是世界惟一的关键词；对于政客来说，妙用仇恨是迅速获得权力和执政合法性的通途。仇恨像遗传密码一样在世代之间传承。仇恨使暴力有了合理的外衣。仇恨还可以使人活得精神抖擞、目露精光。

　　仇恨的起源是多元的。仇恨可以来自信仰、来自血债，也来自经济与生存方面的屈辱感和被剥夺感。仇恨来自深深的绝望。仇恨在巴以之间都不断地达到沸点，以色列民众强烈支持“定点清除”哈马斯成员，巴勒斯坦民众则强烈支持“人肉炸弹”的攻击行为。

　　回顾50多年来的巴以政经关系，可以看出，正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残酷剥夺，引发了连绵的酷烈反击。固然不能排除一些巴人是为了“神圣的耶路撒冷”而去做“人肉炸弹”，但更多巴人很可能是由于生存的绝望而铤而走险。

　　经济不能自主、自足，三餐难以为继，未来空空落落，尊严也就没了，生命也就轻了。看看金庸小说中那些江湖野种、受尽屈辱之人，他们为什么不怕死？因为一无所有，因为“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所以反而麻木地无限欢喜于“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以色列要让巴勒斯坦跪着求生

　　从冒着以军弹雨狂热赴死的掷石少年，到身绑炸弹冷静上路的失业难民，这些巴勒斯坦人在仇恨中生，为仇恨死。同时，他们的慷慨赴死也为自己的父母弟妹挣来了优厚的抚恤金。从客观上看，杀死以色列人似乎可以改善家族的生存状况。在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杀式攻击行动背后，是一张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动网。曾入侵阿拉伯邻国科威特、屠杀过本国库尔德穆斯林的萨达姆，也曾为这种攻击提供了巨额“政治献金”，以博得阿拉伯世界对他的好感。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绝望感、屈辱感主要是以色列造成的。以色列为了让自己有绝对安全，执意要控制巴勒斯坦经济，使巴勒斯坦人在生存上永远依赖以色列，并且在国力上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联合国的调查，50％的巴勒斯坦儿童营养不良，60％的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巴人失业率长期超过60％。巴方城镇经常遭受以军轰炸，人们长期生活在战争状态。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前者的平均收入是后者的17倍。此外还有370多万辗转流离于国外难民营的巴勒斯坦人，他们的生存权和回归权也受到以色列的漠视。真可谓:怜我巴人，忧患实多！

　　一个事实可能在巴以血腥冲突中被忽略，那就是巴以经济在事实上的一体化，或者说，巴勒斯坦经济已被以色列殖民地化。以色列控制着巴勒斯坦的进出口和许多消费品的供应，巴勒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以色列，巴勒斯坦经济发展中的种种要素如资本、技术、市场、就业、良田、水源等等大多被以色列控制。在加沙，曾经一度有70％的劳动力是在以色列谋生。近年来以色列不断从东欧、南亚和中国招募劳工，这也使得巴勒斯坦人的就业状况更加恶化。以色列控制了约旦河西岸的大部分水源，并且把部分淡水输送到以境内。而巴方的电力、煤气、汽油都靠以色列供应。

　　从而，只要以色列一对巴勒斯坦实施经济制裁和封锁，巴人的经济与生活就迅速衰退。这是一个让巴勒斯坦人跪着接受的“经济一体化”。在巴以经济已经一体化的情况下，以色列突然又以维护安全为由，开始修建长达680公里的隔离墙，试图以物质手段来隔断仇恨之火。以色列只愿意给巴勒斯坦人一个苟且偷生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也像一个大监狱，因为到处都是关卡和禁区。

　　从而，在生存与发展上的被剥夺感和屈辱感、幻灭感，持久地刺激着巴人前赴后继地冲向以色列军事的和非军事的目标——“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如何稀释深度的怨恨？

　　巴人的反抗，既有宗教因素，更可看做是殖民地人民为谋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行动。以色列人以聪明闻名于世，却只迷信暴力，不知睦邻、富邻、安邻，如何能够获得“永久和平”？

　　尽管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建立了稳固的经济霸权，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依赖也是存在的，如巴勒斯坦的市场、劳动力和对以色列的果蔬供应，如在巴勒斯坦的加工区(巴方承接以方的产业转移，生产贴上“以色列制造”品牌的商品)。显然，巴以经济关系的发展，可以作为巴以政治关系改善的一个重要基础。

　　人们甚至可以设计和展望，在未来建立一个由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约旦等国组成的地中海东岸经济共同体。

　　在国与国之间，互利合作多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升了，日子安稳了，有盼头了，两国间具实际意义的敌意也会减少。也许敌意和骚动还会存在，但最多是宣泄在网络上罢了，宣泄完了也就完了，从而得到控制。

　　构筑物质利益共同体是巴以双方减少仇恨的一个可尝试的途径。巴勒斯坦人不是一个天生的只知仇恨不知其它的民族，他们的愿望中，除了宗教、土地，也有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这一点可以从哈马斯获得执政权得到证明。哈马斯赢得人心的突破点不是在信仰方面，而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巴人支持哈马斯是因为哈马斯能兢兢业业地为巴勒斯坦人办学校、医院、托儿所、济贫等各种福利事业。当然，巴人对腐败无能的巴解组织的不满也是哈马斯上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哈马斯执政后，更需要解决物质生活课题，包括庞大的公务员系统的工资问题。这也可能会给巴以政治关系带来一些转机。哈马斯甚至也必须高度重视“巴以经济合作”这个课题。长期的动荡不符合巴勒斯坦人民的根本利益，据巴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巴人(包括哈马斯的支持者)希望同以色列谈判，达成和平协议。

　　仇恨不能解决民生问题。而关于民生问题，1939年毛泽东曾说:“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吃饱了饭可以开会上课，不穿衣服冬天就要冻死……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统统要以小米大米养牛喂猪作为基础。”毛泽东确实曾讲过这么一段有远见的话，只是他后来不怎么记得自己曾说过的这番话了。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巴以关系中也可能是民生第一，其他东西第二。当巴勒斯坦人有足够的生存与发展机会，过上安定、有盼头的日子；当成熟、高效、廉洁的治理体系在巴勒斯坦形成；当巴以关系中的“硬石头”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巴以共管城市或一块“国际领土”，那么巴以之间的暴力循环就可能得到大大缓解，深度的怨恨也可能逐渐被稀释。甚至，1947年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委会除“分割巴勒斯坦”之外的第二个构想——建立一个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治的联邦或邦联国家——未来也有可能实现。

　　(作者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