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生元
6月26日，经济学家钟伟在《广州日报》撰文，谈到一个观点：“研究人员应该尽其所能讲实话，至于说实话的结果，官员、企业家或者百姓是否爱听，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列。”“经济学者应该替百姓说话吗？很遗憾，这不是从事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者使命。”自然他的观点遭到属于百姓“阶层”网民的一片痛斥，什么“经济学家怎能不为民作主？”“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所谓学者大放的厥词”等等。
对于百姓“阶层”网民的痛斥，有学者和评论者以超然和公正的角色对经济学家钟伟的观点在学术层面上予以辨析，说什么“从经济学的研究规律来说，经济学者要保持学术研究上的独立性，他不能‘媚富’，也不能‘媚众’，他所要做的只能是求真务实，只能是‘媚真理’。因此，经济学家不能为任何利益集团代言——无论是穷苦大众的集团还是富人集团，他只能代表自己。”（见2006年6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从纯学术的研究上来说，经济学者（其实包括所有的学者、科学家）应该保持独立性，从纯客观的意义上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独立性是人格的独立，是治学精神的独立，是不依附于各种利益的独立。但是研究的独立性并不排斥研究的理论或观点为谁服务，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是独立的，但是他的研究成果——《资本论》毫无疑问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给我们留下了卓尔不群、独立思考精神的经济学家顾准，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毫无疑问是独立的。正因为独立思考和研究，他写出了在当时石破天惊的论文《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无疑是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服务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也是如此。正是他独立思考和研究，在上世纪50—60年代就勇敢倡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这种倡导毫无疑问是利国利民的。李昌平正是对农村和农民问题长期而独立的思考，提出了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对农民无疑是最大最好的福音。可以说愈是独立思考，愈能接近真理，愈能体现为大众服务的功能。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要求经济学家为老百姓代言，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为谁代言，那是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事。但是经济学家应该关注老百姓关注的经济现象，应该对当前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现象进行研究，应该关注和研究影响老百姓生活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起码的社会责任感。研究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经济现象，研究老百姓关注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丧失了研究的独立性，并不是依附于老百姓，并不是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我想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都以研究的独立性为由，都以替百姓说话不是经济研究人员必然的义务或使命为由，而漠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经济现象，漠视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经济现象，那么我们的经济学家失去的将是忠于科学、忠于真理的神圣职责。我们的经济学家研究出来的理论和观点将不会造福于老百姓。当然，老百姓不会欢迎这样的经济学家。
倘若一些自诩为保持研究独立性的经济学家言行一致，那么老百姓也没有什么话可说。但是事实是这些不为谁代言，保持独立性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口是心非。旁人不论，就说钟伟先生吧，他的跨行查询收费过低之论，难道是不为什么集团而言的科学之论吗？钟经济学家能发此宏论，只不过是他身为这个卡的负责人为银行利益拼死而讲的实话而已。与独立、忠于科学和真理毫不搭界。老百姓为什么深恶痛绝一些经济学家，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
经济学家无需做老百姓的代言人，我们老百姓也不必苛求经济学家做我们老百姓的代言人。但是经济学家们至少不要信口雌黄，散布损害老百姓利益的所谓理论或观点。这不算过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