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考后估出高分，贫穷父亲不堪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而绝望自杀——前几天发生在山西的这起悲情事件报道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据报道，近日，远在夏威夷的杨太太看到报道后托人带着4.5万元人民币赶到了榆社县，向陈力一家伸出了援手。美国加州的华侨谢女士也要资助陈力的几个弟弟、妹妹读书。与此同时，香港、台湾的众多热心人士，美国、加拿大的部分华侨均表示愿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救助像陈力一样的特困生们。（7月2日《山西晚报》）
一个父亲绝望的自杀才唤起人们的注意，这个现实确实让人心痛；不过陈力的学费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还促成了一个基金会的成立，这毕竟还让人找到了一点带泪的欣慰——不过，这个“令人欣慰”的结果中包含着一个很大的尴尬：从夏威夷的杨太太到加州的谢女士，再到加拿大的华侨，此次向陈力一家伸出援手的差不多都是海外华人，没有看到国内哪个富豪或热心人献出爱心，“本土爱心”在这场救助中似乎集体缺席。
海外华人热情捐助，本土爱心集体冷漠，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实。这个现实并非说明本土缺乏爱心，或没有经济能力表达爱心，而是折射出一种集体性的爱心疲劳：在诸如“学费杀人”、“医疗费杀人”等悲情事件经常在人们身边发生时，人们已经有了审悲疲劳；当人们一次次被呼吁为这些事件奉献一片爱心时，久而久之爱心已经被过度开发，献爱心成为一种道德负担；当这些事件背后的根本性矛盾——如教育投入、医疗投入过低——未得到解决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本能的道德逆反心态：凭什么让我们奉献爱心，救助本是政府的职责。
如果因“读不起书”引起的悲情事件是一种偶然、罕见的社会现象，我想，爱心是有能力承载这种社会苦难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何乐而不为？如果因“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引起事件是一种多发、常见的制度性现象时，这时候，寄望于公众爱心化解这些悲情事件就不行了，这是对爱心的过度开发——一方面，这种剥离了“献爱心”应有的主动和自由，带有浓厚的道德强迫色彩，使一种本应是精神享受的东西异化为人们的一种精神负担；另一方面，“献爱心”产生的救助能量实际非常有限，诉诸于“献爱心”消除现实中的教育和医疗苦难根本不可能。
在当下中国社会，“读不起书”是一种相对普遍的现象——这种背景下，过度开发民间道德资源，寄望于公众爱心消弭这种制度性现象，这只能加剧公众的爱心疲劳和厌捐心理。更加剧公众对政府卸责的逆反情绪：政府为什么没有履行好自身的公共责任？政府穷尽职责之处，才是社会爱心发挥作用的空间。
在这个背景下看“本土爱心集体缺席”现象是好理解的，被过度开发的本土爱心，面对身边屡见不鲜的学费杀人事件，他们本能地选择了沉默。而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毕竟很少能看到这类悲情事件，血脉相连和人性共通中自然会选择热心捐赠，这便形成了“墙内冷漠墙外热”的尴尬。曹林(来源：厦门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