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蒋多多笑话”与“习得性无助”

　　一个叫蒋多多的河南女孩，她参加高考的目的，竟是希望各科成绩都得零分，以引起社会重视。因此她将考卷的主观题部分，全部用来写自己对高考弊端和当前教育制度的指责。她还故意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所有试卷都用双色笔来写。在离家出走十几天后，她给报社打去电话：“我已走投无路了，不敢回家，我该怎么办？”

　　这无疑是一个悲剧。但我却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定义成“蒋多多笑话”，因为在很多

　　就这样，本应震撼我们心灵的蒋多多，被我们消解和分析成了一个“笑话”——我们的心灵不但没有受到任何撞击，反而获得了一丝身为看客的喜剧的愉悦。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和不公正，已经被太多人以理性而克制的方式质疑过、抨击过；但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感性而冲动地把它写到自己的高考考卷上。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后者都理当比前者更有冲击力，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前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后者却被视为笑话——口头上我们都是勇将，行动上我们都是逃兵。

　　当然不是说，人人都应该向蒋多多学习，用自己的前途来和高考制度做“必输博弈”；但是，当有人做出了我们敢说却不敢做的行为时，我们是否至少应该表达内心的尊重？其实蒋多多期待的也只是“引起社会重视”，而不是奢望大家都把她当成学习的榜样，前赴后继下去。

　　显然，“蒋多多笑话”之所以在人们的思维中生成，重要的不是其行为的离经叛道，而在于其结果的堂吉诃德式“大战风车”。在大多数人看来，蒋多多的举动只能葬送自己的前途，而不会在制度上产生任何改变：大家都已经安于现状，顶多在嘴皮上发发牢骚，竟然有一个人以为在考卷上发泄不满，除了得到零分还能获得制度上的收获，怎能不是笑话呢？

　　明知是一个有瑕疵的制度，但是大家早已习惯与之和平共处，当有人试图以一己之力对抗制度的不公时，人们都发出了爽朗的笑声——这不该作为反证制度合理性的证据，而只能证明改善制度无望给人们造成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习得性无助”缘自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做的一项经典实验：起初把狗关在笼子里，只要蜂音器一响，就给以难受的电击，狗关在笼子里逃避不了电击；多次实验后，蜂音器一响，在给电击前，先把笼门打开，此时狗不但不逃而是不等电击出现就卧倒在地开始呻吟和颤抖——本来可以主动地逃避却绝望地等待痛苦的来临，这就是“习得性无助”。

　　深陷“习得性无助”困境里的人们，已经无奈地坚信高考弊端的阶段性不可更改。正是在这一点上，不自量力的蒋多多没有趴在高考制度面前“呻吟和颤抖”，而是大胆地站起来挑战制度的“电击”，结果的毫无悬念性让她成了一个笑话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