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济南早期组织成立的思想基础

　　邱存梅

　　85年前，济南的先进分子能够从近代革命不断兴起又连遭失败的阵痛中觉悟，较快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寻找到民众解放的新出路，使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组织能够较早在济南建立，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新文化运动在济南的深远影响、民族救亡运动冲击下的济南民众觉醒和马克思

　　1915年9月，被后人誉为进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一场向传统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新文化运动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引下，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很快得到济南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介绍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倍受人们的青睐。《新青年》杂志在省立一师和省立一中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广为流传。省立一中学生王统照1916年向《新青年》写信，反映该杂志在山东学生中受欢迎的情况：“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赞扬“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杂志编者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上专复王统照：“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省立一师的一些进步教师，冲破重重阻力，积极在校园中倡导新文化运动。1919年8月，鞠思敏、王祝晨等在济南发起成立“尚学会”，共同创办学会会刊《新文化介绍》，介绍新兴学术思想、研究时局问题，推动新文化运动。先后出版了“文学号”、“教育号”、“哲学号”等，成为山东教育界知名度高而又影响大的新文化学术刊物，其中文学号不仅风行全省各地，还流行到外省。

　　新文化运动对济南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们受到了一次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文化运动在济南掀起解放浪潮的时候，1919年，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山东问题”。在国难当头之时，山东人民最先点燃了反帝爱国的火焰。爱国青年率先奋起，会同各界群众一道，在沉沉的黑夜中，燃起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炬。济南是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济南人民始终站在这场运动的最前沿，他们的不屈抗争推动着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

　　在整个运动中，济南市没有一个阶层不被卷入这场感天泣地的斗争之中。“学界倡之，商界继之，农工各界亦起而附合之。旬日之间，风动全国，上自大夫，下至走卒，无不痛心疾首，必欲争回利权，除国贼而后甘心”。其持续时间之长，全国少有。运动前，济南人民为收回主权而进行的抗争拉开了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当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后，全国范围内的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已经实现，而以济南为中心的山东各界反对日本继续占领山东的爱国斗争却一直没有停止。运动中，从对“公理战胜强权”美好词句的幻想到接受残酷的现实，善良的济南民众看见了帝国主义麒麟皮下的马脚；在与日本侵略者、北洋军阀政府、亲日派反动势力进行的多次直接抗争、交涉中，济南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残酷，北洋军阀政府的软弱、反动，亲日派反动势力的无耻行径有了真实的认识。五四运动唤醒了全中国，更唤醒了济南民众，济南人民在运动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极大地促进了济南人民的思想解放和意识觉醒。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觉醒。特别是青年中的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创办报刊，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十月革命以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向各地辐射。济南地处京、津、沪、宁之间，新文化、新思潮经这里南北传输，日益强烈地撼动着旧文化的根基。尤其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和运动之后，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报刊和图书，在山东均得以流传。

　　在“隔着纱窗看晓雾”的知识分子中，山东省议会议员，曾在五四运动中以高昂的爱国热忱为收回山东主权而上下奔波的反帝爱国人士王乐平，在参与和宣传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逐步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了共鸣。他一方面发起创办《民治日报》，辟有新文化专栏，登载有关文章与报导；一方面于1919年10月在济南天地坛自己家里，发起创办了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1920年9月，王乐平将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扩建为齐鲁书社，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阵地。王乐平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全国各地出版单位都主动地把新书刊寄来代销。当时推销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最盛行的是鲁迅、李大钊、瞿秋白等著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思潮、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极广。进步杂志有《新青年》、《新潮》、《创造》、《共产党月刊》、《每周评论》等。报纸则有《努力》周报、《觉悟》周报、《莽原》周报及《醒狮》周报等。王乐平逐渐成为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一名“旗手”，受到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的赏识，齐鲁书社也得到《新青年》杂志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连续为其刊登启示，介绍书社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很快，齐鲁书社吸引了一批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他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探讨着各种新思潮。以齐鲁书社为基地，逐步集中了一批以王尽美、邓恩铭等为骨干的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爱国运动的启迪，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的广泛传播，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