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华
首先。必须搞清这部条例保护的主体是什么？是党政决策部门，再说具体点，是党政决策部门的责任人，顶多把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也算进去。由此，笔者有三点存疑。
疑问之一：谁来破解“创新方案”“制定程序”的悖论？深圳是一座有三级行政架
构的城市，在“制定程序”过程中，镇级政府和区级政府的“创新方案”可以提交市级机构审批，而市级政府提交的这类方案终端“程序”在哪里？如果在省里，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因为省里没有与深圳相对应的“试错”制度审批体系。就是说，它虽有审批的权限，却没有审批的依据；甚至恰恰相反，它拥有的只是一个跟“试错”相悖的“问责制度体系”。只要它审批程序完成，一切相关事宜就会自动进入“问责制度体系”参与循环。就是说，一旦那个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失败，有没有担责者它都会自动响应问责程序。
疑问之二：谁来为“改革创新”的实验成本“埋单”？凡是所谓的政府“改革创新”，无论是经济成本还是行政成本，总要生成某种成本。就经济成本而言，它总是跟项目联系在一起，而项目又必须跟资金联系在一起，而资金又跟民生联系在一起。当几百万、几千万、上亿万的国帑民财投进一个“改革创新”的项目中时，谁有权力去做这个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试验”？
疑问之三：这部条例的必要性是不是有些牵强？据深圳市人大的一位负责人介绍，之所以要出台这部条例，就是因为有的领导不敢放手去“创新”。对改革创新工作给予一定的促进和保障，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正在成熟的“问责制”恰恰就是这种“支撑和保障”。而且“问责制”所“支撑和保障”的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试错条例”“支撑和保障”的又是什么呢？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的官本位利益。
（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