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反思改革的争论，虽然在看似《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定调中趋于“缓和”，但是，由于争论各方忽略了“市场经济成分决定社会制度”的马克思理论论断，所以，趋于“缓和”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缓和，反而有可能因社会利益调整的深化改革再度出现更为激烈的争论。
“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是“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
会制度姓社，不姓资，不论市场经济成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都是这样。然而，马克思的论断也许会让人们陷于对社会制度认识的困惑。马克思在著名的《资本论》中做出过这样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成分决定社会制度”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想当然结论，而是根据马克思理论而划分的。换言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公有制经济”主张与“私有制经济”主张的区别，社会主义是以保护“公有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而资本主义是以保护“私有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所以，从新中国成立那一天起，中国就是以主张和保护“公有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并且坚决反对主张和保护以“私有制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并把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主张上升到了誓不两立的意识形态斗争（阶级斗争）层面。时至今日，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停息，这也是今日中国改革进入到转型期发生的最为复杂的“阶级斗争”。
邓小平的胆识和智慧体现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英明论断中，进而掀起了“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社会大变革运动，这场运动也称之为改革开放。换言之，这场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运动，就是要改变“公有制经济”难以实现民富国强的民族夙愿，只有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并存的“混合制经济”，才能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种“混合制经济”的原始动力就来自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意识形态淡化理论”，也就是被社会喻为的带有哲理性的“猫论”。由此不难看出，只有“混合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民富国强的民族夙愿，也才能够最终实现民族振兴的中华大业。那么，这种“混合制经济”在没有严谨的理论实践支持下，就只能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愚下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张＋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主张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特色＋资本主义的经济特色的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所以，愚下在2004年6月4日的文章就提出了这种新型社会形态就是“社资主义”的观点。可以搜索这篇文章《牢骚怪论：社资主义也许就是中国特色（探讨）》，以及后来经过修改的文章《牢骚怪论：我们走在哪条路上？》。
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据悉私有经济成分占到了国民经济总体成分的75％～80％，而且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改制，私有经济成分的比例还将扩大。沿海一带的私有经济成分达到平均80％以上，其中最典型的浙江温州达到了98％以上；中部地区达到了60％以上；西部地区达到了40％～60％。这些数据说明什么呢？简单的判断，中国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而是包含巨大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特色社会主义”。那么，按照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来说，马克思的“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的经典论断，就说明当今的中国社会就必然存在大量的“剥削”，甚至“压迫”。再加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且形成了显性的贫富悬殊和分配不公现象，对社会稳定埋下了危机隐患，自然而然就引发了“问责”和“怀念”社会主义的反思改革运动。然而遗憾的是，“改革没有回头箭”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却并没有寻找到并形成“特色社会主义”强有力支撑的实践理论，也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精英敢于推翻马克思关于“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的经典论断的理论。所以，这才是如今所谓的左右两派虽然激烈论战，然而都忽略了的关键问题。
坚持社会主义的左派是矛盾的，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优越性，但却没有充分理由阻挡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私有制经济”（或者“混合制经济”）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资主义）的右派也是矛盾的，他们有充分理由说明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私有制经济”（或者“混合制经济”）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正确性，但却没有充分理由化解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剥削”、甚至“压迫” 的事实现象。由此可见，如今有关左右两派对改革的争论，虽说并不完全是徒劳的，但至少在没有（抑或是敢于）推翻或者改变马克思理论的前提下，左右两派对改革的争论除了具有言论自由的讨论意义外，也许对改革并没有更深更大的意义。
过去的历史没有假设，现在的历史需要正视，未来的历史可以想象。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千真万确的真理，虽然对坚固的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并不会对政权形成威胁，但是，不得不承认，“反抗”的另一种形式——博弈（或曰利益博弈），将会更加尖锐和激烈。因此，正视不正视和承认不承认当今社会的确存在“剥削”或者“压迫”的现象，这才是左右两派首先应当争论清楚的问题，论一论这些现象是不是改革需要经历的阵痛，进而才能寻找到遏制和消灭“剥削”或者“压迫”现象的办法与制度，也才能够最终阻止都不愿意看到的所谓“反抗”发生。这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争论，最需要的理智，最需要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