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浙江温州市第七中学未满16岁的女生吴雯雯，在家洗过头后到学校参加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以头发松散为由将其阻拦场外，并要求扎好头发再考试。雯雯买来头绳扎好头发回来后，老师又以超过入场时间为由拒绝其参加考试，雯雯因而投湖自尽。家长以“非法剥夺考试权”、“管理不当”等为由将学校和老师告上法庭。庭审中，被告的代理律师做了学校和老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辩护发言后，“被告方来参加旁听的五六十名老师代表竟然集体热烈击掌喝彩”（7月3日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
我们且不说学校和老师在女孩自尽一事中有无责任，也不说女孩之死是否属意外事故，即便学校和老师的确没有任何责任，肩负着教育天职的教师，对一个花季少女生命的消逝，难道连最起码的恻隐之心背悯之情也没有吗？更何况，女孩痛不欲生的亲属就在身旁！
从爱的角度出发，对于教育而言，老师和家长本是统一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在作品中写道：“爱在左，情在右，走在生命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截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得穿花花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不觉得悲凉。” 冰心的话表达了爱对于生命和人生的倾听、关怀与交流。陶行知先生也曾说：“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是什么让这一爱的前提荡然无存，由“统一”变为“对立”呢？表面看来，是承担与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原告被告之争。就被告来说，迟到多少时间取消考试资格是学校教育的自主权，学生迟到就应当被拒绝参加考试，自杀事件与学校并无关联；对原告来说，老师“非法剥夺考试权”武断专横，因“管理不当”导致孩子自杀，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于是，爱之外，法律责任成了老师和家长“对立”的诱因和焦点。
其实，所以双方因法律责任而“对立”，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过程并不是从爱的角度出发的。我们可以从一些现象透视教育过程中爱的苍白：班主任要求学生到其家补习数学，不是因为工作敬业，不是因为怕学生落下功课，而是要挣学生的补习费，所以当雯雯没有按时交纳时老师“显得很不高兴”——教育已被当作一种商品来出售，老师和学生成了交换关系；学生头发松散老师就可以不允许进教室，扎好头发但迟到了更可以随意取消你的考试资格——这种规定头发长短甚至服装款式之类的粗暴管理方式，并非温州第七中学的发明；“吴雯雯找到了吗？她今天没来考试，语文成绩是0分。我先提醒你”——孩子都失踪了，老师还念念不忘“语文成绩是0分”；老师及校方干涉女孩正常参加考试并不必然导致女孩自杀，孩子的自杀有其自身的心理因素，而这竟然是学校及家长教育的盲区——只注重分数而忽视了学生的生活及生存的教育，爱还从何谈起？代理律师的发言道出了学校和老师“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心声，老师怎能按捺住内心的兴奋！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爱的要素由关心、责任、尊重和认识组成。一般认为，爱至少包括理解、尊重、信任、关心、宽容、要求、奉献七个内容。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你是我的好孩子，你要听话”、“你是我的好学生，你要听话”，而忘记了爱才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由“统一”到“对立”的质变，才导致了法庭上那令人愤怒和悲哀的一幕。这样说来，一个悲剧的意义已经超过了悲剧本身，集体击掌不止是五六十名老师代表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哀。
